叙述者对友人自杀的未解哀痛

盲柳与睡女

叙述者对好友自杀的未解哀痛,是一段漫长的余波,交织着震惊、内疚与试图遗忘。他对死亡的理解因此改变,也被牵引进一段不确定的关系,与好友留下的女孩相处;但这段经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圆满收尾的插曲——好友的缺席仍是叙述者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讲述自身经历时的一部分。

死亡及其未解之问

叙述者的好友在自家车库自杀。他把一根橡胶软管接进本田N360的排气管,用胶带封住车窗,然后发动引擎。父母探望一位病友后回到家时,他已经死了;车里的收音机还开着,挡风玻璃雨刷下还压着一张加油站收据。他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动机的线索。这些寻常的遗留物让死亡变得具体,却无法说明死因。

叙述者是最后一个见到他活着的人。那天早些时候,两人逃课后去了台球厅,打了四局——叙述者赢了第一局,好友赢了余下三局。由于好友看起来与平常并无不同,叙述者后来很难把那个平凡的下午与随后的死亡联系起来。警方询问他,而他所说的好友当时看起来一如往常,并不能解释好友为何离世。报纸上一则简短的消息、汽车被拖走,以及学校课桌上的白花,标示着公众对这场丧失的叙述很快便告一段落;但对叙述者而言,它始终没有答案。

遗忘、内疚与女友

高中毕业并前往东京后,叙述者刻意努力不去想发生过的事。他试图把铺着绿色台呢的台球桌、红色汽车、白花、火葬场烟囱升起的烟,以及警方讯问室里那块厚重的镇纸抛在身后。但他没能彻底忘掉这场死亡。相反,它像一团无法抓住的空气般留存下来,直到这道模糊的存在逐渐凝成一个关于生与死的念头。

葬礼三个月后,叙述者在一家咖啡馆见到好友的女友,因为两人有事要谈。实际问题解决后,对话便无以为继。他觉得她可能在生他的气,却猜不出缘由;他猜想,这也许是因为最后见到好友活着的人是他,而不是她。他希望自己能与她交换位置,这暴露出一个痛苦而不可能实现的反事实——他无法改变当时在场的人,也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事。

两人之间的联系延续了下去,但叙述者难以为它命名。他大概每月见她一两次;在他十八岁那年,两人会一起度过星期日。他们之间的沉默和她与他的亲近,都无法化解这场丧失。好友的女友开始在寒冷天气里与他并肩走时,他觉得她想要的是另一个人的温暖,而不是他的。他在宿舍大厅等她的电话,有时一等就是好几个星期,却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办。这段关系的塑造,既来自两名幸存者之间能够说出口的话,也同样来自亡友的缺席。

没有结果的亲密

后来一次见面时,叙述者的好友女友说着说着,话语突然断了。她努力想继续,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看着他,仿佛试图透过一道不透明的屏障看清他。他说自己该走了,她便开始哭泣,继而哭得仿佛要呕吐一般。他碰了碰她的肩,把她拉近;她则用双手在他的背上摸索。那天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叙述者没有声称自己知道那是不是恰当的回应;他把它描述成一件自己无法解释,也无法归结为明确意图的事。

次日早晨并未带来任何明晰。她转身望向雨中,叙述者则躺着抽烟,望着天花板。她的沉默让他想起两人关系中一直存在的距离,而这次相遇也没有把悲痛转化为一段彼此共同理解的故事。后来,她在信中告别,并表示希望如果两人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世界里某处重逢,她能告诉他更多。他把信读了数百遍,但信带来的悲伤依然没有形状,难以把握。即使明知不会再有电话打来,他仍在星期六夜晚坐在宿舍大厅同一把椅子上,打开电视,凝视自己与电视机之间的空处。

生命之中的死亡

叙述者的理解并非源自对自杀的某种单一解释,而是逐渐改变于那些挥之不去的细节。最初看似试图遗忘的经历,渐渐有了可以说出口的形式——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念头并未被呈现为令人宽慰的格言。叙述者说,死亡存在于镇纸和台球之中,也存在于人们活着时吸进自己体内的东西里。好友的死亡并没有停留在一个独立领域,而是进入了叙述者对寻常物件以及自身存在的感受之中。

他意识到了这个念头,却不愿深究;十八岁的他也找不到一个安全、中立的立足点来思考它。因此,他的悲痛既包含认知,也包含回避——他明白这场死亡改变了自己与生命的关系,却仍不断寻找不去思考这种变化的办法。为这段经历赋予轮廓的那句话,并未揭示好友的动机,也没有修复两名幸存者之间的关系。它只是为叙述者能继续背负的东西命名,并未假装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已经消失。

仍然存在的丧失

这个故事保留了外在终结与内在余波之间的差别。警方的询问结束了,报纸刊出了一则简短消息,汽车被拖走,白花最终也成了过去。然而,叙述者仍不断以好友已经死去、而自己是最后一个见到他活着的人这一事实来衡量人生。他后来试图与那个女孩交谈、忐忑地在星期日探望她,以及反复阅读她的告别信,都表明悲痛会通过日常习惯和人际关系重现,而非经由一次戏剧性的顿悟。

这个叙述没有把哀悼描写成线性或彻底完成的过程。叙述者把死亡理解为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认识;但他不愿思考、也无法找到中立立足点的状态,仍然属于这种认识。好友的死亡没有披露动机,叙述者也无法挽回过去。改变的是他能够讲述这场丧失的方式——他不再把死亡视为与生存完全分离的事物,而是承认它早已进入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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