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中央宾夕法尼亚大学裁员传闻引发的恐慌

西中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职员清洗恐慌，既是每年季节性重现的忧虑，也是真实的机构威胁——关于终身教职人员将遭解雇的传闻，逐渐变成一项要求制定削减百分之二十计划的行政命令，尽管没人说得准计划是否会实施。它的力量来自这种不确定性。裁员名单的可能性把普通的预算焦虑变成忠诚度考验，而效率话语则让失去同事的威胁听起来像是合理的管理措施。

起源与反复流传的传闻

数月来，校园里流传着大学将清洗人员、甚至波及终身教职人员的传闻，几乎整个英语系的人都可能受到影响。据说，在与校园行政主管举行的年终会议上，各系主任会分别接到通知，要么做好准备，要么提交可能被裁撤的教职员名单。传闻还说，资历不会保护任何人。没有明确说法，令这种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传闻本身也说不清名单究竟是强制提交的，还是仅仅在征求名单。

泰迪·巴恩斯开车送威廉·亨利·德弗罗二世回家时，把这个警讯告诉了他，并提到心理学系的阿尼·德伦克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接到命令，要拟这样一份名单。德弗罗认为德伦克消息不可靠，把警告当成又一次四月恐慌。对他而言，四月是学界预期裁撤方案正在酝酿的时节；到了教职员四散各处的夏天，裁撤才会付诸实施。等到九月，一切都已太迟，无法挽回被取消的绩效加薪、减少的差旅经费，或现代语言楼停车场更贵的停车证。

这种怀疑源自一贯的模式，而非对大学财政状况的信心。每年，州议会都会威胁大幅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教育工作组则游说增加拨款，随后便有相互指责和社论接踵而至；等到财政年度最后关头找到资金后，大部分预算又会恢复，但预先威胁的削减已经实施。德弗罗认为今年不会发生清洗，就像他认为去年不会发生，也预期明年不会发生一样。不过，他确实预料到一些熟悉的紧缩措施——不批准学术休假、延长招聘冻结，以及缩减影印预算——之后又会迎来一个四月和新一轮传闻。

威胁与安抚的迹象

泰迪认为德弗罗拒绝认真看待局势在政治上很危险；莉莉告诉德弗罗，他的朋友担心他正在自毁政治前途。她还转述了一条更具权威性的警告，消息来自在校长办公室工作的格拉迪丝·考克斯——州议会没有轻视高等教育削减问题，削减幅度会很大。然而，德弗罗的反应并非单纯不相信。他意识到，想到自己终于可能遭遇某种变故，他竟感到一阵意外的兴奋；他也在泰迪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兴奋。因此，这则传闻既带有吸引力，也构成威胁——它预示着生活将被打乱，而那些可能渴望某件事打破平常学术循环的人，或许正盼着这样的变故。

为新建技术职业大楼而挖掘的巨大基坑，似乎与清洗传闻相矛盾。这个项目从大学系统内其他校区手中争取过来，交由德弗罗所在的校区承建；工程预计将从混凝土基脚开始，逐渐筑起墙体，伴随着气动锤、钻机和钢梁的作业声。德弗罗推想，行政人员不太可能一边花数百万美元建新设施，一边又解雇终身教职人员并声称财政困难。但这个坑并不能解决问题。以前的一处挖掘地点曾出现过他家的复制品，因此这次挖掘也让他心生疑虑；他甚至能把坑想成万人坑，而不是技术职业中心的地基。这个意象让核心的不确定性显现出来——投资的迹象可以让人安心，却无法排除对事实另一种更令人不安的解读。

从传闻到行政命令

迪基·波普最终证实，预算危机确实有了具体的行政形式。他解释说，校长已指示每位校园行政主管，拟定一项全校范围的计划，削减整个课程体系百分之二十的人员和成本。计划必须拟定，但并不保证一定要付诸实施。预算延误沿行政层级逐级传递——迪基说自己没有预算，是因为雅各布·罗斯没有预算；雅各布没有预算，则是因为迪基没有预算，而校长正在等待州议会的决定。他预计校长会在次周初拿到预算，并承诺迪基自己的预算应该会在当周结束前下达。

波普用关乎机构存续的话语阐述拟议中的削减措施。随着婴儿潮一代无法再带来同样数量的学生，他认为能够在这十年中存续的大学都必须变得更精简、更有效率。他把规定的削减描述为可能有益于机构、学生和纳税人的举措，尤其是如果能够清除他所谓的冗员。这个委婉说法把受到威胁的工作重新说成浪费，把一个数字目标包装成共同的公共利益。德弗罗明白这一想法的吸引力，同时开玩笑说，如果允许他保住朋友、淹死敌人，他削减掉的比例可以超过百分之二十。

波普还向德弗罗保证，他在政治上可以置身事外——他说，任何削减措施的责任都会被视为来自上级，因此吸收责难的会是行政人员，而不是系主任。他的安抚同时也是合作邀约。赫伯特·舍恩伯格把这种压力说得更明白，要求德弗罗站到工会一边，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他在公众面前的作风也能让他成为工会的领头人。英语系的票数比其他系都多，不过德弗罗怀疑系里成员会不会团结一致。舍恩伯格告诉他，泰迪·巴恩斯和琼·巴恩斯已经站到保罗·劳克和芬尼·库姆一边，使这番游说的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德弗罗的朋友和他的系可能已经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舍恩伯格要他表明，是加入他们，还是与波普联手；他警告说，保持中立无异于自寻死路。

政治后果与意义

这场恐慌把教职员关系变成了政治算计。比利·奎格利威胁说，如果德弗罗不帮他，他就会和芬尼·库姆以及那位耶稣会士一起投票反对德弗罗，并声称他们打算罢免他。德弗罗看得出这是谎话，但这种威胁之所以有力量，源于预算冲突中确实可能形成不同联盟。在另一场交谈中，舍恩伯格请求支持，既是在诉诸原则，也是在追问德弗罗究竟会支持谁。选择并非只是站在管理层还是工会一边，而是在彼此竞争的同事群体之间作出选择，同时也要在保持独立和冒着遭到孤立的风险之间权衡。

这场危机也影响了私人谈话以外的行动。德弗罗曾公开威胁说，在拿到预算之前，他每天要杀一只鸭子；后来课堂上讨论此事时，把它视为一种喜剧性威胁，而非认真的举动——他戴着假鼻子和眼镜，课堂上的人则讨论，为什么玩笑不该真的演变成严重后果。这场闹剧并未抹去其下方的实际争议。迪基承认，德弗罗的闹剧帮了行政部门的忙；行政部门需要解释预算延误的复杂原因，并向他保证资金即将到位。这个玩笑成为机构实际谈判格局的一部分，在那里，公开难堪、预算承诺和行动威胁都在施加压力。

危机接近尾声时，赫伯特·舍恩伯格在学期只剩一周之际要求举行罢工投票。他解释说，这样安排是为了不让大四学生毕业，从而给教职员一种政治筹码。在迪基·波普被解雇、而多年来为教职员熟知并尊重的雅各布·罗斯接任校园行政主管后，教职员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反对罢工，拒绝了工会主张的立场。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受到威胁的削减措施已经消失——明年预算削减最直接影响到的教职员，仍然处于风险之中。因此，这场恐慌既没有以清洗得到确认告终，也没有带来简单的安心。大学仍面对一项实施与否尚不确定的真实削减成本计划，而教职员则必须继续生活在这场威胁已经启动的名单、联盟和机构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