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对特朗布莱的解职
秘室据称,已故教宗在去世当天解除了特朗布莱枢机的职务,这件事成了教宗继任过程中尚未弥合的裂痕。沃兹尼亚克总主教称,教宗因严重失当行为免去了特朗布莱在教会担任的所有职务;特朗布莱则称这项指控荒谬,并予以否认。沃兹尼亚克是从已故教宗口中得知此事,而特朗布莱提出的证人又无法在秘密会议期间接受询问,因此,这一说法使洛梅利院长掌握了影响重大的信息,却难以立即核实。
据称的免职
这场争议涉及已故教宗最后一次正式任命——他在去世当天四点与特朗布莱枢机会面。沃兹尼亚克提醒洛梅利这次会面,随后告诉他,教宗在会面期间免去了特朗布莱在教会担任的所有职务。洛梅利询问原因时,沃兹尼亚克称原因是严重失当行为。这一说法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特朗布莱的职务,更因为它描述了一次教宗权力的行使;如果属实,就会在教会正准备选出继任者的关键时刻,改变一位重要人物的地位。
沃兹尼亚克并未出席这次会面。他说,教宗后来与他共进晚餐时,告诉了他免职一事。这一区别划定了信息的限度——沃兹尼亚克将其说成是教宗告诉他的事,而不是他亲眼所见之事。洛梅利追问详情,特别问他当时是否在场。沃兹尼亚克坦率回答说自己不在场,洛梅利因此必须权衡教宗的直接转述与总主教无法提供目击证词这一事实。
这项说法如何传到洛梅利耳中
沃兹尼亚克的披露与教宗去世前后的混乱情况密不可分。最初的官方时间线称,教宗晚上七点半与沃兹尼亚克共进晚餐,八点半回到寓所,九点半就寝。十一点半,沃兹尼亚克前去查看,发现教宗没有生命体征;十一点三十四分开始紧急救治,午夜十二点十二分宣告教宗死亡。这一说法表明,沃兹尼亚克在下午会面之后仍与教宗相处,也为他声称教宗后来向他谈及此事提供了具体背景。然而,这并不能独立证实教宗谈到特朗布莱时说了什么。
沃兹尼亚克还讲述了教宗去世后发生的事。按照他所引述的程序,宗座财务院院长应是第一个获通知的罗马教廷官员。医生召来特朗布莱;特朗布莱赶到后接管了事态。沃兹尼亚克称,大约一小时后,特朗布莱把他叫到一旁,询问教宗晚餐时是否显得心事重重。沃兹尼亚克承认当时没有透露免职一事——他感到害怕,而且以为自己不该知道此事。他说自己只形容教宗显得焦躁。事后回想,他认为自己当时就该开口;后来他又担心,特朗布莱或许曾说服蒙席莫拉莱斯不要提起那次会面。最后这一点是沃兹尼亚克的猜测,并非经证实的莫拉莱斯行为记录。
否认与佐证问题
洛梅利向特朗布莱提起这项指控时,说有人告诉他,已故教宗要求特朗布莱辞去所有职务。特朗布莱先斥之为无稽之谈,并询问消息是否来自沃兹尼亚克。随后,他否认自己在会面中遭到免职这一说法有任何真实性。他的回应直接与沃兹尼亚克的说法相矛盾,但这番交谈并未解决两人谁说的才是真话。
特朗布莱指引洛梅利去找蒙席莫拉莱斯,称莫拉莱斯当时在场。洛梅利回答说,枢机们正处于隔绝状态,他此刻无法向莫拉莱斯询问。因此,在选举当下的情形中,这名被提议的佐证证人无法接受询问。与此同时,沃兹尼亚克已提出疑问——莫拉莱斯为何没有在教宗去世当晚、与众人同处时披露据称发生的免职一事,或告诉另一位秘书。因此,双方说法分别卡在不同的证据缺失上——沃兹尼亚克没有目击会面,洛梅利则无法询问特朗布莱所指的证人。
对继任过程的意义
这项指控之所以分量重大,是因为特朗布莱绝非无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宗座财务院院长兼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在选举人中也有一派支持者。继任程序刚开始时,洛梅利就明白,自己必须在格外艰难的情况下主持选举。因此,教宗曾免去一位主要候选人职务这一说法,并非无关紧要的私人往事,而是可能左右这名竞争者地位、并反映前任教宗任内行事情况的重要信息。
这一事件也预示着围绕已故教宗执政记录展开的更大争斗。后来,洛梅利在查看藏于教宗床中的文件时,发现了财务文件和一份机密报告;报告指出,教会财产管理存在严重差异。贝利尼回忆说,教宗要求财务透明,而罗马教廷则抵制他的审查。这些后来的发现并未证实沃兹尼亚克关于特朗布莱遭免职的说法,却为这项说法提供了更广泛的制度背景——已故教宗曾与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交锋,而他的最后决定在去世后仍有争议。
与此同时,继任过程并未以简单证实沃兹尼亚克的指控告终。贝尼特斯最终请求选举人把支持转向洛梅利时,敦促他们团结在院长周围;选举结束后,新教宗热情接见特朗布莱及其他前候选人,并承诺给予支持,明确表示不会报复或免职。据称针对特朗布莱的命令仍是一项悬而未决的说法,而新教宗公开展现的姿态则不在惩罚,而在团结。这两种结果之间的张力赋予这一事件持久的意义——选举人必须在证词互相矛盾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最终的回应是和解,而非公开裁定最后那次会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