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米姆农业高中

特拉米姆农业高中是博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的寄宿学校。他的家人于1974年初为他安排了入学，这段求学经历却演变成一连串纪律警报，最终以他离校告终。与其说学校是一个被描绘出来的场景，不如说它是一所机构；它发出的通知、作出的决定，以及最终未能留住他的结果，揭示了家人对他的期望与他在校规之外开创的生活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入学与家人的期望

1974年初，在米歇尔·索莫的兄弟协助下，家人为博阿兹争取到了特拉米姆农业高中的一个名额。博阿兹曾提出想去那里就读，他的母亲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和米歇尔也接受了他的愿望。他们还答应不去探望他，这是他提出的要求。因此，这项安排既是支持他选择的道路，也是对他渴望远离家中的让步。

家人支付了学费，并对这项入学安排保持沉默。伊拉娜在叙述中说学费由米歇尔支付，随即又对此说法作了限定，没有说明这笔钱的确切来源。这种不确定性存在于更大的家庭纷争之中——伊拉娜写信向亚历山大·吉迪恩求助，同时预料他会坚持说自己不是博阿兹的父亲，并指出血液检测结果并无定论。学校本身并未被描写为参与了这场纷争，但学费以及家人寻求援助的决定，显示出让博阿兹继续留校所牵涉的经济与情感利害。

日益严重的问题记录

伊拉娜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家人没有收到博阿兹寄来的明信片，只是不断收到女校长的警告。被报告的问题逐渐累积——争吵、夜间失踪、警方记录，以及被判处缓刑。其中一次警报涉及他与夜班看守发生严重冲突。博阿兹十六岁时，已经长得高大壮实，学校表示他必须离开。伊拉娜将这幅学校所描绘的形象，与她记忆中博阿兹八岁时的样子作对比——那是个安静谨慎的孩子，会用轻木制作模型飞机。这种反差让学校的报告仿佛成为变化的证据，而家人既无法接近这种变化，也无力扭转它。

眼前的危机发生在博阿兹与一名女教师发生冲突之后。学校最初决定开除他。伊拉娜前往学校求情，请求暂缓处分，以便她另作安排，学校给了她两周时间。她得知，事件起于一个不得体的玩笑，之后教师打了博阿兹，他便还手，事态因此升级。博阿兹拒绝见母亲，并托人传话说不想再与她有任何关系。伊拉娜无法判断他的侮辱是针对她还是那名教师，这表明她即使试图出面帮助他，也几乎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警告、离校及后续发展

最初宣布的开除威胁，最终并未照原先说法执行。女校长后来告知博阿兹，学校会给予警告，而不是开除他。尽管如此，他还是拿起行李袋离开了。一份私人调查报告将他的离校日期定为1976年2月19日，并称他是自愿离校，理由是总体上不适合留校，且长期、多次出现纪律问题。报告还记载，他自1975年5月起一直处于少年缓刑监管之下，并有两次类似违法行为的既往记录。这些文件各自强调的方面不同，但都指出学校没有留住他，而纪律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离校两天后，博阿兹因涉嫌买卖赃物，在特拉维夫中央汽车站被捕。第二天，米歇尔出面使他获准保释；之后又有其他人出面协助他获释，他便开始在特拉维夫批发蔬菜市场为一名亲戚工作。家人动用了一部分经由亚历山大·吉迪恩的律师收到的钱来支付相关费用。后来的一份报告称，博阿兹住在拉马特阿维夫天文馆，并在那里担任夜间志愿看守。这些发展属于离校后的情况，而非学校自身采取的行动，但它们显示，离开特拉米姆之后，他很快便从求学生活转入警方羁押、工作不稳定、住处也无定所的境况。

学校作为转折点

现有材料通过家人通信和调查人员的报告呈现特拉米姆农业高中，并未描写课堂场景、课程内容，也没有收录校方人员对事件的叙述。不过，学校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清楚——它提供了一条寄予厚望的求学道路，传达这项安排屡屡失败的情况，最终成为博阿兹离校、步入更不稳定生活的起点。学校最后给予警告，使他免于被开除，却没有让他恢复在校的地位。他得到宽限后仍然离校，这使这段经历成为一个转折点——其标志不仅是正式开除，更是家人让他继续留在学校的最后一项计划彻底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