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伊丽莎白的怀孕

安妮·伊丽莎白的怀孕使她与理查德·埃尔沃思·萨维奇之间原本不确定的关系，变成了关于婚姻、生计以及谁来承担两人选择后果的问题。她希望孩子能让他们结合在一起；理查德则权衡这份希望与他的军旅服役、未来的职业前景以及赡养母亲的责任。随着怀孕持续，他们未定的计划逐渐让位于她返回美国，而所呈现的情节并未交代最终结果。

发现与初步协商

二月下旬，经过一段漫长而令人沮丧的旅程抵达维也纳后，理查德收到安妮·伊丽莎白的一封信，请他前往罗马。她在信中说，有件事正在发生，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她对此感到担忧，但仍然信任他。两人见面后，她解释说，自己出现相关症状已有两个多月，并认为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使他们的关系不再只是明信片往来和见面相聚，也迫使他们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

安妮·伊丽莎白并没有把怀孕仅仅说成一场危机。她告诉理查德，如果丈夫是他，孩子也是他的，她或许愿意要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理查德则忧虑其现实后果。他说自己负担不起婚姻，并认为军队不会允许他结婚；安妮·伊丽莎白轻声纠正了他这一点。他的犹豫并不只关乎军队规定——他说，在建立事业之前自己无力抚养孩子，还必须供养母亲，而他的兄弟亨利·萨维奇也不能指望。他仍然表示爱意，却把他们的过去称作美好时光，没有明确承诺为人父或结婚。

这一场景显露出两人期待的不平等，却没有化解分歧。安妮·伊丽莎白问他的犹豫是否意味着他不再爱她。理查德否认了这一点，但没有提出明确计划。他担忧的是孩子将带来的责任；她担忧的还包括自己可能要独自面对这些责任。因此，怀孕既是两人共同面对的事实，也是对他们各自如何理解这段关系所要求之事的一场考验。

有条件的承诺

安妮·伊丽莎白试图通过提出暂缓生孩子、不妨碍理查德的事业，来让婚姻成为可能。她说，如果他们结婚，她愿意工作，也承认他需要时间写诗。理查德回答说，如果他们不生这个孩子，也许可以设法结婚。这个可能性让她一时兴奋起来，但他的条件依然存在——能否结婚取决于怀孕情况发生变化，而不是取决于两人无条件地决定结婚、共同抚养孩子。

理查德的立场受他预期追求的未来以及家庭责任所影响。相比之下，安妮·伊丽莎白安慰他说自己不会阻碍他的抱负，并设想两人可以共同生活。这番交谈并未确认他们结了婚，也没有说明她同意采取某种特定做法。相反，两人留下的是一种有条件的理解——如果孩子不再属于他们眼下的计划，婚姻或许可能实现。这份不确定性伴随着他们进入接下来的几个月。

骑马与返回巴黎

安妮·伊丽莎白仍然相信，理查德服役结束后会娶她。她和理查德曾渐渐认为，或许最好把孩子和婚姻都推迟到他离开军队之后；她一再尝试不同办法，同时经常与讲英语的意大利军官格拉西中尉骑马，对方称赞她的骑术。她的种种行动并未改变怀孕的状况。然而，她骑马后很晚才回来，这惹恼了她工作所在机构的年长女性，她们便送她回美国。

在前往巴黎的火车上，安妮·伊丽莎白感到害怕——骑马并未改变情况，而她已经怀孕近三个月。她认为自己和理查德不得不立刻结婚。她甚至考虑隐瞒时间，说两人已在罗马结婚；这一念头表明，她多么急切地想让自己的处境符合回家后将面对的种种期待。然而，这种设想无法确保理查德同意。当她走近他下榻的旅馆，看见他的神情时，便断定他已经不再爱她。她独自穿过潮湿的街道回到自己的旅馆，不确定该如何面对回家这件事。

怀孕也使她与机构的要求以及自己在机构中的位置发生冲突。骑马既是她试图改变处境的努力，也成了机构决定送她离开的原因。于是，返回巴黎的旅程汇集了两重挫折——怀孕仍在继续，而让她得以留在欧洲的工作也将结束。这两件事都没有给她带来原本期待从理查德那里得到的安慰。

拒绝与未决的结果

五月，安妮·伊丽莎白再次找到理查德时，他刚从科隆回来，正在旅馆休养。她说自己的机构要送她回家，并解释说，在奥斯蒂亚骑马时从马背上摔下来并未改变怀孕的情况。她十分苦恼，担心父亲的反应，并指责理查德待她残忍。他再次表示，服役结束后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份不错的职位，而在那个阶段，他无法承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他建议她可以嫁给别人，但这并没有回答他自己对她负有什么责任。

安妮·伊丽莎白试图独自处理眼前的危机。她告诉理查德不要为她担心，并说自己会想办法应付。他提出替她找一个医生的地址寄给她，并表示认为手术或许还来得及。在叙述所呈现的这段对话中，她离开时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他的提议。理查德只能想象她独自回家，但文本没有确认她接下来做了什么、怀孕是否继续，也没有确认两人是否结婚。

因此，这些情节没有给出明确结局，只呈现了安妮·伊丽莎白的选择日渐减少，以及她最初的希望与理查德一再推迟决定之间的对照。起初，她设想两人共享未来，相信婚姻终将到来；后来，她惊惶地返回巴黎，意识到他正在疏远自己，离开时拿到的是一个医生的地址，而非承诺。怀孕揭示了两人投入不均所带来的现实与情感代价，但其最终后果仍未在这段叙述中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