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总罢工与街头骚乱

《1919》

《1919年巴黎总罢工与街头骚乱》描绘了一座城市——看似平常的一天逐渐演变为围绕劳工、公共秩序和政治变革不断扩大的对峙。本段从两个角度呈现事件——伊芙琳·哈钦斯和保罗·约翰逊在巴黎散步时遇到示威者和士兵;《摄影机之眼》则追踪罢工如何席卷街道,而街道越来越受到人群和警察的控制。这两种视角共同使骚乱显得既难以捉摸又影响深远——革命的消息四处流传,但可见的事件在零星抗议、强硬执法和维持日常生活的努力之间展开。

一座剑拔弩张的城市

第一段叙述始于一座看起来仿佛正在过普通星期日的城市。一些商店开着门,铁制卷帘只升起一半,人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悠闲地散步。共和卫队一个中队骑马哒哒经过,头盔上插着三色羽饰,这种闲适的印象随即改变。塞纳河对岸,几小队宪兵已经聚集起来。一个街道交叉口处,老工人举着红旗和标语牌,上面写着工人联盟将带来世界和平。共和卫队拔出军刀,骑马冲向他们;示威者四散奔逃,或挤进门廊躲避。标语对和平的承诺,与眼前武装力量的存在形成对照。

在巴黎大林荫道上,戴着铁盔、身穿破旧蓝制服的士兵站在堆叠的步枪旁。部队经过时,人群欢呼,场面起初似乎颇为友好。伊芙琳和保罗走累了,想着午饭,一开始并未把街上的景象看作骚乱的开端。这种日常牵挂与武装人员的存在,以及先前工人被驱散的情景并置,使城市的平静显得只是暂时的,而非牢靠的。

消息、疑云与日常生活

在证券交易所附近,伊芙琳和保罗遇见了刚离开电报局的唐·史蒂文斯。他从凌晨五点起就没休息,疲惫不堪,抱怨骚乱开始得太晚,赶不上发电报。他说阿纳托尔·法朗士在阿尔玛广场被驱散,但审查制度可能会让这件事无法成为可用的新闻报道。他还说德国局势严峻,预计那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他的说法把巴黎骚乱与欧洲更广泛的危机联系起来,也凸显了战时限制如何阻碍事件报道。

唐还听说,年轻人拆下玛真塔大道树木周围的铁栅栏,并把它们扔向警察。他又转述一则消息,说有人在内部称巴士底广场筑起了街垒,但他承认自己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他精疲力竭,决定先找东西吃,再去追查骚乱;这与那些消息的紧迫感形成对照。疑云本身十分重要——人物并没有掌握一场协调一致的起义的全貌,只能通过交谈和新闻报道得知零散片段。

他们最后找到一家挤满出租车司机和工人的餐馆,两位老人正在里面下棋。唐一边吃洋葱炒肝,一边和他们谈政治。两人拿年轻一代对总罢工的反应与早先的街头斗争相比较,回忆起人们曾掀起铺路石、把警察从马背上拽下来的年代。在他们看来,当天有限的投石行为和一扇被砸破的咖啡馆窗户,算不上捍卫自由或劳工尊严。政治争论仍在继续,棋局也重新开始;这幅景象展现了日常生活如何在街道依然动荡的城市里延续。伊芙琳听着,考虑是否去拜访J·沃德·莫尔豪斯,并想象自己可能与保罗共度的一生;与此同时,保罗承认自己除了听来的事之外所知甚少,并表示想通过工作来学习。他们亲密而平凡的生活可能性,与唐对更广泛政治局势的分析并行展开,却没有为后者作出定论。

从总罢工到街头冲突

《摄影机之眼》把罢工呈现得更为全面,局势也逐渐变得危险。叙述记录了关闭的地铁入口,以及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消失,使这场停摆成为对城市基本交通的干扰。在耶拿广场,人群中出现了红旗和战争退伍军人的标语,安全部门人员则在一旁监视。在协和广场,共和卫队骑马冲入人群,用军刀的剑身抽打巴黎人。士兵仍驻守在巴黎大林荫道一带,街头传来《国际歌》的片段,也有人为步兵高声呼喊爱国口号。

在共和国广场,示威者拆下树木周围的金属栅栏,把石块和铸铁碎片扔向卫队。他们对着卫队嘘叫、吹口哨,还用雨伞戳马匹。在东站附近,人群完整地唱起《国际歌》,与此同时,国家宪兵队顶着石块和口哨声沿玛真塔大道推进。人们呼喊着要筑起街垒;年轻的示威者试图撬开一家枪店的卷帘门,随后传出左轮手枪的枪声。叙述提到,一名老妇人被击中。冲突已经远超唐谈话中那些真假未明的消息,尽管叙述仍未给出明确证据,证明整座城市都已落入革命运动的控制之中。

警察和骑兵步步逼近时,叙述者和一位朋友跑进一条侧街,在咖啡馆卷帘门落下前躲了进去。店内,几个中年工人一边喝酒一边抱怨;传言称革命已在马赛和里尔获胜,但这些消息同样只是道听途说。后来,两人向雨中街道望去,街上空无一人,只剩一把被砸坏的雨伞、一顶旧格子帽和一张撕破的传单。这些遗落之物为人群散去后的场景添上寂静的余韵——人群已经离开,但他们留下的痕迹仍在路边水沟里。

抗议与镇压的更广泛模式

巴黎事件出现在一段关于劳工行动的更广泛叙述之中,其中集会和言论的权利一再受到挑战。在新泽西纺织工人罢工及镇压期间,韦布和本·康普顿遇到一场被骑警封锁的集会;工人聚集在外时,康普顿被拖走,韦布则试图向人群讲话。后来一次纠察行动中,警察驱散罢工者,一名年轻女子遭到击打;伊芙琳的女儿出面干预,随后被捕。这一场景使巴黎的人群与书中别处的事件形成呼应——公共抗议遭遇了旨在控制街道和集会场所出入的力量。

在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于华盛顿州埃弗里特的叙述中,这种模式再次出现——组织者刚下船准备举行公开集会,警员便将他们逮捕。在帝国赌场,一场原本意在向俄国致意的集会受到联邦特工监视,新来者不得入场;本·康普顿发言后,集会遭到驱散,他被捕后获准保释,条件是审判前不得煽动。这些事件并未被说成是巴黎罢工本身的一部分。将它们并置,是为了把巴黎的场景放进一个跨国和国内的图景之中,其中劳工激进主义、监视和国家应对彼此交织。餐馆里的棋盘、雨水冲刷后空荡荡的街道,以及书中别处拥挤的集会场所形成对照,突显了即使示威已经被驱散,政治冲突仍可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