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

《1919》

阶级冲突并非以抽象教条的形式呈现,而是作为一种压力,影响着工作、家庭忠诚、政治信念以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从水手在船上的劳动,到建筑营地、纺织厂和伐木区,小说一再将工人的需求与雇主的权力,以及保护雇主的当局相对照。本·康普顿在团结意识上的成长,为这些分散的冲突逐渐赋予了政治声音;但步枪枪托的重击、警车和保释命令,则显示这种声音受到多么严厉的限制。

工作与不平等的条件

小说先让劳动的物质条件清晰可见,然后才将其转化为政治论述。乔·威廉斯在阿盖尔号上待了二十五天,凿除锈迹,把红铅漆涂在被太阳晒热的钢板上,给烟囱刷漆,还在污浊的涌浪中颠簸。水手舱里臭虫横行,食物令人倒胃,每天发给船员的青柠汁,只是疲惫劳作中一项微不足道的规章保障。船抵达西班牙港后,雨水、酷热、潮湿的铺盖和兽皮的恶臭仍如影随形。船上的日常作息让劳动有了具体的质感——不适并非对工作的打断,而是工作通常条件的一部分。

后来一幅描绘零工的场景,更鲜明地凸显了人体与利用人体的体系之间同样的对照。工人们一遍遍把废铁堆上平板车,又把它拖下来;锯齿状的金属割破帆布手套,炉渣粉尘刺痛眼睛,还钻进鼻子和耳朵里。废弃物包括扭曲的病床、破损的工具和绵延数英里的铁丝。工人和他们搬运的废料堆一样,都被当作可以替换的零件;这与基督教青年会那句劝人让小伙子们保持健康、以便回家的标语形成了阴郁的对照。

在木材业中,冲突通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提出的劳动条件来呈现——支付真正的货币,而非公司代币;提供晾干衣物的地方、干净的工棚、像样的食物,以及八小时工作制。伐木工、木瓦工和锯木厂工人被描绘成木材帝国的劳动基石。面对这些要求,木材业主自称是赢得战争的爱国者;与此同时,木材价格却从每千板英尺十六美元涨到最高一百一十六美元,有些政府采购的价格甚至达到一千二百美元。战时的公共服务话语就这样与商业利益惊人增长的证据并列。

本·康普顿学会团结

本·康普顿的政治成长始于他尚未审视过的阶级观念。年少时,他想象自己会有体面的前途,成为商人、律师或学者;他的父亲则希望教育能让他脱离工人阶级的生活。在一个筑路营地里,本起初并不怎么在意食堂老板海勒姆·沃尔在账目上欺骗工人,部分原因是受骗的大多是意大利移民。他与尼克·吉利的友谊动摇了这种距离感。尼克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家人也与他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他讲述了自己在矿山、磨坊、工厂、船只和监狱之间辗转的劳动生活,并指出,成为富有的商人,就意味着加入剥削工人的阶级。

决定性的考验到来时,尼克告诉本,筑路工人将因克扣工资而罢工。本同意加入,随后拒绝听从沃尔的命令,套好马车去取烟草。沃尔嘲笑本竟想和工人们一起离开,还用带有族裔侮辱的言辞攻击他;本驳斥了这种侮辱,表明自己生于美国,并认同自己的阶级。沃尔解雇了他,还威胁要动用暴力。这场争执让团结成为一种要付出即时代价的选择——本宁可失去工作,也不愿破坏罢工。

管理层威胁要解雇工人,并援引宾夕法尼亚州的流浪罪法后,其他工人都回去上工,只有本和尼克带着行李离开。工人们的顺从让尼克既痛苦又愤怒,标志着这次行动的失败;但他们的离去也让这段经历牢牢印在本的记忆中。这次罢工让他看到了雇主纪律的力量,也让他明白,如果没有更广泛的支持,仅凭罢工离岗有多么局限。

这个选择也使本与家人产生隔阂。生病让他虚弱不堪,父亲也负债累累;本争辩说,他的劳动是为了工人阶级,而父亲坚持认为家庭必须放在首位。争吵以父亲咒骂本告终,本身无分文地离开了家。海伦·莫尔是一名年长的纺织工人,曾因罢工遭到逮捕和列入黑名单;本在她家门厅晕倒后,她收留了他。他们决定自由同居。这个决定把私人庇护和亲密关系,与本对一种家庭伦理的决裂联系起来;那种伦理要求人把对自家人的忠诚置于对工人的政治承诺之上。

罢工、组织与集体行动

新泽西州纺织工人的罢工显示,冲突如何从工作场所扩散到公共空间。纺织厂主宰着这个城镇;由于厂主控制一切,罢工者只能到另一个镇开会,因为他们在当地租不到会堂。警察和持枪的特别警员包围了工厂;一场人潮拥挤的集会被拒绝入场后,数千名工人及其家属在雨夹雪中聚集在外面。本·康普顿站在路灯柱上发表演讲,称会堂上锁是对工人阶级的侮辱,随后被警察拖走。人群在骑警驱赶下开始散去时,韦布·克鲁瑟斯爬上一只消防栓,抗议集会遭到拒绝。这一幕表明,组织行动既是争取工作条件的斗争,也是争取集会和发言权的斗争。

冲突在纠察线上演变为肢体暴力。黎明时分,安妮·伊丽莎白·特伦特看见穿着单薄外套的罢工者正面对着驱散纠察线的警察。人群四散时,一名年轻女子倒在工厂栅栏附近。一名警察踢她的脸;安妮·伊丽莎白挥拳打向警察,随即被人从背后打中,又被推上警车。车门关上时,那名受伤女子流血的脸仍映入眼帘。在这场冲突中,团结不再是一番演说或一句承诺——安妮·伊丽莎白出手帮助陌生人,警察则把她的援助行为变成了逮捕的理由。

本后来在埃弗里特的经历,将这种镇压模式延伸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争取言论自由的行动中。他和布拉姆·希克斯与一群组织者一同抵达,希望举行集会。持有步枪和左轮手枪的警员在人们下船时逮捕了他们;他们用步枪枪托击打本,还用警棍殴打反抗者。一行人被卡车带到树林中的一个道路交叉口,那里有持枪警员和醉酒的警长等着他们。工人们声称自己是为了行使宪法赋予的发言权;而警员们摆出的夹道殴打阵势,则清楚表明在实际生活中,这项权利几乎无法保护他们。

政治言论与镇压

本的信念从工作场所的争端延伸到了反对战争。在布朗克斯区帝国赌场举行的集会上,联邦探员坐在前排,身边有一名速记员;警察关上大门,穿制服的士兵和水兵则进入楼座。这场集会旨在向俄国工人致意。本指出,资本主义政府正把人们推入一场让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获利的战争,并警告说,工人终将学会如何使用当局教他们操作的枪支。随后,士兵和警察清空会场并逮捕了他;达到征兵年龄的男子必须出示征兵登记卡才能离开。

当局提出,只要本承诺去接受军事训练,就撤销对他的指控。他拒绝用放弃反对资本主义战争的立场来换取免遭起诉,并表示即使再次被捕,也会继续反对战争。莫里斯·斯坦承诺本在受审前不会进行鼓动后,本以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获释;斯坦一家没有告诉他是谁提供了这笔钱。这项安排既保全了本眼下的自由,也让他的政治活动受到一项由国家和支持者共同执行的限制。

在这些事件中,阶级冲突从未被简化为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或一次单独的对抗。雇主可以解雇一名年轻工人,可以通过威胁和流浪罪法破坏罢工,也可以依靠警员把组织者赶出集会。警察可以惩罚介入纠察线冲突的人,联邦当局则可以逮捕反战演说者,并以附带条件的方式让他获释。然而,小说也记录了人们拒绝接受这些条件的时刻——本和尼克一起离开,安妮·伊丽莎白出手帮助倒地的罢工者,而工人们被拒之门外后仍再次聚集。他们的行动并未消除权力的不平衡,却揭示了这种不平衡不断激发出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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