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弗利特
一个完整的人安德烈·弗利特是一名黑人活动家和亚特兰大市长候选人,他的竞选活动既使种族代表成为政治力量的来源,也成为脆弱之处。他呼吁选出首位黑人市长,并敦促支持者组成一个政治团队;与此同时,小说将他的候选资格置于全市以现金动员选民、进行种族利益交换的体系之中。他与韦斯·乔丹的较量最终围绕“费里克·法农”案件引发的冲突展开——弗利特的主要支持者期待他抨击法农,但弗利特基本保持沉默,失去了这份支持,最终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落败。
身份与政治立场
弗利特最初是通过别人的评判进入政治故事的。英曼·阿姆霍尔斯特问查理·克罗克,弗利特是否太年轻、太鲁莽,而且太急于诉诸种族议题。查理意识到谈话说的是弗利特,却听不明白具体细节;他不喜欢被卷入亚特兰大政治,并回想起自己以前也曾与弗利特有过往来,不过这些往来的具体情况并未交代。这段简短对话表明,弗利特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与克罗克有过交集,但并未说明两人交往的性质或结果。
弗利特的竞选活动更清楚地勾勒出他的公众身份。在一场“更高行动”集会上,他将现任市政府描述为未能充分代表黑人居民,并称其官员一味迁就白人的利益。他主张亚特兰大应该选出首位黑人市长,并宣布自己打算在十一月参选。他还把自己的候选资格描绘成黑人居民一直需要的一支团队。这些措辞将代表权塑造成集体政治事业;而弗利特对市政府的抨击,则把选举描绘成一场围绕谁能代表亚特兰大黑人群体发声的较量。
竞选、组织与金钱
弗利特的竞选活动与市政选举的实际运作方式息息相关。韦斯·乔丹告诉罗杰·怀特,英曼·阿姆霍尔斯特承诺为弗利特提供一百万美元,用于动员选民投票。按照乔丹的说法,全市范围的竞选活动仰赖社区组织者,他们声称自己能带来选票,而候选人可能会被迫通过中间人以现金支付报酬。乔丹称,这些款项一旦交出就很难控制;他还说,候选人至少应该预留五十万美元用于选民动员;据他估计,若有一百万美元,胜选机会便能提高百分之五十。这些是乔丹对竞选体系的说法,并不能证明弗利特实际支付过特定款项。不过,这些说法仍显示,在人们看来,弗利特的前景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富有的赞助者,以及候选人本人之外的一套有组织的运作机制。
乔丹还用一个比喻描述亚特兰大——一个小型黑人政治核心,周围包裹着规模大得多的白人人口。按照他的说法,南亚特兰大的二十八万黑人居民所拥有的选票掌控着亚特兰大市本身,而北亚特兰大及周边县的三百万白人居民则构成了包围在外的更大群体。他把城市的政治安排描述为这些群体应对这种力量失衡的方式。因此,弗利特呼吁组成黑人政治团队,以及乔丹赋予南亚特兰大选票的重要性,都属于一场更广泛的论述,涉及代表权、联盟以及政治权力的分配。
集会与种族诉求
在弗利特的“更高行动”集会上,牧师艾萨克·布莱基给予这位候选人强有力的公开背书,把他塑造成一位长期并肩作战的盟友,而非只为一次活动到场的演讲者。观众反复高喊支持口号,呼声从零星几句逐渐汇成一致回应。这一场景展现出一群能够将弗利特的竞选口号化为集体宣言的群众,也体现了围绕他的组织活动所具有的情感力量。
弗利特的演讲将这种热情与对城市领导层的批评联系起来。他说,黑人居民面对的官员看似为白人效力,却未能代表黑人;随后,他呼吁亚特兰大选出首位黑人市长。他提出组建团队,并借用亚特兰大作为黑人麦加的身份认同,使这场竞选不只是弗利特个人的晋升机会——他将其描绘成一种重新引导政治代表权、使之转向他声称遭市政府忽视的人群的途径。乔丹对弗利特抨击自己的说法,则为此增添了另一个层面。据称,弗利特给乔丹贴上建制派的标签,称他与白人商会立场一致,并质疑他作为黑人领袖的真实性。乔丹说,弗利特把他描绘成一个“米色半兄弟”。这番交锋表明,弗利特将阶级、种族身份和政治独立性作为选举论辩的工具,不过读者是通过乔丹对这些指控的描述得知此事的。
“更高行动”与切罗基县
弗利特还与切罗基县的一场种族抗议活动有关。后来,玛莎·克罗克回忆说,她读到过一则报道,称弗利特正在组织一场“更高行动”集会,抗议一项未具体说明的问题。她说,她不知道是不是查理指引他去那个县;她只知道查理可能指了那个方向,而弗利特也许是在寻找示威地点。她的说法保留了关于弗利特了解什么、意图为何的不确定性。
后来查理的计谋曝光,使这场抗议活动又有了第二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弗利特带领黑人示威者举着标语牌穿过坎顿——该县的县治;达韦尔·斯克拉格斯和一群年轻人则高喊种族主义辱骂。全国各地的电视摄制组赶到现场,一档电视网脱口秀节目也在镇上的主街进行直播。这一场面损害了切罗基县的公众声誉;与此同时,地产转让文件的特写画面显示,查理已在那里以约二十万美元的价格购入土地,仅为抗议及其宣传效应出现前价格的二十分之一。因此,这场示威活动成为一项房地产操作的一部分,而这项操作利用了它表面上正在对抗的种族冲突。现有叙述确认弗利特带队游行,但并未证明他知道查理正在利用这场活动压低地价。
“费里克·法农”风波与选举失利
在围绕“费里克·法农”的争议中,弗利特对英曼·阿姆霍尔斯特的依赖成为决定性因素。英曼对法农被指强奸自己女儿伊丽莎白·阿姆霍尔斯特一事怒不可遏,并一直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告诉别人法农犯下了这项罪行。乔丹提醒罗杰,英曼同时也是资助弗利特动员选民的人。这层关系使弗利特对案件的回应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英曼期待他抨击法农,但弗利特实际上保持沉默。
乔丹将这种沉默解释为选举考量。他说,弗利特无法像乔丹支持法农获得公平对待、权利保障和公正处置那样,公开支持伊丽莎白,否则就会冒险失去太多自己所依赖的南亚特兰大选票。按照乔丹的说法,关键区别在于,裁定有罪或无罪,与维护公平和个人权利并不是一回事。克罗克转而反对法农之后,乔丹的公开立场让他得以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捍卫黑人男性、使其免遭不公平对待的人。相比之下,弗利特夹在英曼要求他谴责法农的期待,与乔丹所说谴责法农将带来的选举代价之间。乔丹说,英曼愤怒至极,切断了提供给弗利特的选民动员资金。弗利特失去了原本指望的资金;乔丹称,他手里已没有可以用来买选票的钱。
最终计票结果证实了竞争之激烈,却并不说明结果来得轻松。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乔丹得知自己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弗利特。弗利特落败之前,乔丹所说对其竞选至关重要的资金已经被撤走,不过文本并未将全部结果归结于这一个原因。他的败选凸显了建立在种族代表诉求与赞助者资源之上的竞选活动所面临的限制——竞选言辞能够聚集人群,但其背后的联盟与资金仍容易受到相互冲突的要求所牵制。
叙事作用
弗利特将小说对亚特兰大政治的几条叙事线索联系起来。他的集会展现政治身份如何通过公开演讲和集体回应而形成;切罗基县的游行展现一场反种族主义示威如何与土地计谋纠缠在一起;而“费里克·法农”风波则揭示候选人的公开种族诉求与重要捐助者的私下期待之间的张力。在这些事件中,弗利特既不只是黑人政治可能性的象征,也不只是他人计划的工具。他是一位候选人,其选择与受限处境通过相互竞争的说法呈现出来,尤其是乔丹那番带有明显政治考量、解释弗利特为何保持沉默的说辞。他以微弱差距落败,使这种张力悬而未决——竞选活动所许诺的代表性政治团队,最终面对的是选举本身的物质依赖与分裂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