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成为施害者
乌鸦女孩受害者成为施害者，是索菲亚·泽特伦德在职业工作与个人回忆中都会面对的一种模式——遭受严重伤害的人也可能施加暴力，但他们的过往既不能使这种结果成为必然，也不能抹去他们造成的伤害。这一概念将蒂拉·梅凯莱的案件、索菲亚对波特洛科童兵的回忆，以及她对莉妮娅·伦德斯特伦未来的忧虑联系起来。在这些例子中，叙事同时关注受害经历与罪责，拒绝将受害者与施害者简单截然二分。
没有必然性的模式
这一说法源于索菲亚的认识——人们曾主要被视为受害者，却也可能成为施害者。她对波特洛科儿童的回忆鲜明地呈现了这种逆转——童兵杀害了那位原本前去帮助他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科医生。她评估蒂拉·梅凯莱时，也想到同样的可能性；蒂拉有抑郁症病史，曾与哈里·梅凯莱维持多年婚姻，之后又试图自杀，并杀害了夫妻二人收养的儿子。后来，想到莉妮娅·伦德斯特伦时，索菲亚不禁猜想，一个被父亲虐待所伤害的女孩是否有朝一日也会虐待别人。
这些案例并未确立单一的因果规律。它们各自的情况不同，而索菲亚对莉妮娅的疑问只是一种担忧，并非本文所述事件已经证实的预言。反复出现的情形所揭示的，是这种重演的可能性难以忽视。伤害可能延续至新的关系之中，但叙事仍保留不确定性，并未断言它必然会在某个人的生命中重演。
蒂拉·梅凯莱——虐待、疾病与罪责
索菲亚对蒂拉经历的叙述可以追溯到她的青少年时期。十四岁时，蒂拉故意服药过量；二十岁时，持续性抑郁使她开始领取残障福利。索菲亚接着叙述了蒂拉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十五年间，情况如何进一步恶化；她形容蒂拉的丈夫哈里·梅凯莱具有虐待倾向。这段时期以蒂拉再次试图自杀、并谋杀两人收养的儿子告终。索菲亚认为，这段婚姻加重了蒂拉的病情，将长期虐待与杀人发生时的情形联系起来，但并未将这种联系视为可以抵消罪行的理由。
索菲亚认为，蒂拉在遭受虐待的那些年里可能反复出现精神病性发作。她的判断部分依据前一年记录在案的两次精神科诊所就诊——两次蒂拉都被发现徘徊在街头，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便出院。索菲亚还指出蒂拉的智商极低，并认为法院基本忽视了这一点对其责任能力的影响。这些都是索菲亚评估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法院接受了这些说法，也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免除蒂拉的罪责。
酒精以及蒂拉对丈夫的理想化，也使索菲亚的叙述更加复杂。蒂拉的被动可能让她看起来像是在纵容虐待；索菲亚也认为，她的精神状态使她无力介入。这种张力至关重要——受害经历并不能自动解决责任问题，但若不考虑一个人的处境便评判其行为，就可能看不清她的行动能力受到怎样的限制。索菲亚坚持认为，不应让案件的残酷性模糊这一判断。最高级别的法院已维持原判，目前剩下的问题是刑罚。索菲亚认为，监禁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蒂拉需要接受治疗，但治疗无法撤销她所做的一切。
波特洛科与照护关系的逆转
索菲亚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回忆，将这一模式带入了另一种情境。写完报告七年后，她重新翻阅报告，同时思索自己是否准备好再次面对那段时期。她仍会梦见波特洛科的童兵，也记得卡车旁的两个男孩，他们都遭受了深重的伤害。她还记得一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科医生被那些原本受召前来帮助的孩子杀害。这样的逆转并非抽象概念——原本应当提供照护的关系，变成了孩子们杀死前来帮助他们的人。
在这段回忆中，一首童谣也再次浮现在索菲亚心头。它与她记忆中的孩子和被杀害的医生一同出现，让过去持续萦绕在她当下的工作中。她用简短的话概括这一事件——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说的是一种转变，而非借口。孩子们遭受伤害与他们杀害儿科医生，都是并存的事实；这段回忆没有让任何一者消融于另一者之中。
莉妮娅与对重演的担忧
卡尔·伦德斯特伦被押回牢房后，索菲亚的思绪转向了他的女儿莉妮娅。她刚步入青少年时期，已经受到严重伤害。索菲亚不禁担忧，莉妮娅是否会像蒂拉一样成为施虐者。这一比较通过索菲亚对长期伤害可能造成何种影响的担忧，将两种不同处境联系起来，同时没有对莉妮娅的未来作出定论。
索菲亚能够找到的关于莉妮娅的信息不多，主要是学校方面的资料——她在锡格图纳寄宿学校读一年级，成绩优异，还是学校的八百米赛跑冠军。她的运动能力为索菲亚的担忧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参照——莉妮娅并非只以受伤害者的形象出现，而她眼下的成就也无法回答她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一个人究竟能承受多少，才会崩溃并变成怪物？索菲亚仍在追问；这并非对莉妮娅的诊断，也不是对蒂拉的定论。
责任与判断
在这三条叙事线索中，这一概念都要求区分解释与开脱。索菲亚将蒂拉的经历和精神状态与她的行为联系起来，但也承认谋杀事实与既有判决。她记得童兵既是卷入暴力的儿童，也是杀死帮助者的凶手。她担心莉妮娅可能重演虐待，但在此处并无证据表明她会这样做。这些区分避免了将这一模式变成两种极端说法——要么声称苦难必然产生暴力，要么否认受害者也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这些事件也让判断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对蒂拉而言，尽管判决已经定谳，刑罚仍待裁定；索菲亚主张应让她接受治疗，而非监禁。她的评估将精神疾病、智力障碍、酒精和长期虐待纳入考量，挑战了狭隘的罪责观。更深一层的关切是——如果只有当伤害再次发生后，人们才承认它的存在，会造成什么后果？索菲亚的回忆与职业反思持续将注意力放在暴力发生的种种条件上，同时拒绝把理解这些条件与消除其后果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