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具名叙述者与Carswell

无名叙述者与卡斯韦尔的关系是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起初，叙述者看到的是一名古怪而谨慎的陆军军官，正在作冗长的统计汇报；后来，他为卡斯韦尔提供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质疑看似显而易见的结论，并逐渐认识到卡斯韦尔的方法有其价值。他们的伙伴关系既不是毫不费力的信任，也不是简单的师徒关系。它是在叙述者的实际支持、他对晦涩统计数据的不耐烦，以及卡斯韦尔不动声色地坚持那些看似乏味的计算能够揭示更大模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初识与引见

卡斯韦尔初次出现时，坐在会议桌对面，像是一名温和、年长的陆军军官；他的金边眼镜、被阳光晒白的头发、廉价深色西装和团服领带，使他与周遭更讲究的环境格格不入。他小心地护着公文包，仿佛还没来得及展示里面的东西，包就会被人拿走。无名叙述者猜想，卡斯韦尔是个前途无望的上尉或少校。这个最初的描写有几分滑稽，却也展现了卡斯韦尔的谨慎，以及他即将从中作出重要发现的那个职位，在机构中的低调地位。

卡斯韦尔从H.38部门带来了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源自伯吉斯与麦克林叛逃事件之后启动的一项调查。他所在的部门受命分析失踪人员记录，并与伦敦警察厅的失踪人员登记处进行比对。卡斯韦尔没有从验证某种既定猜测入手，而是先请求处理数据，再寻找其中的模式。他和一名军士文书尝试了各种组合，当时并不知道能否找到任何线索。无名叙述者怀疑，卡斯韦尔本人理应比他对同僚所给的评价更受肯定——在抽象工作中，他似乎找到了一种自由。

工作伙伴关系逐渐成形

卡斯韦尔最初的解释冗长，在无名叙述者听来乏味。他没有立刻理解这项工作可能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直到后来，他才明白其重要性。卡斯韦尔绘制的图表追踪了几群一级安全等级人员——包括化学家、物理学家、电子工程师和政治顾问——他们同时出现在英格兰一些既非度假胜地、也非会议中心的地方。汇报还把这个谜团与已知的杰伊绑架雷文事件联系起来——那次行动差一点就把雷文带过边境，所幸他后来获救；但卡斯韦尔逐渐发现的模式涉及另一件事，即英国境内重要人员的聚集。

达尔比安排卡斯韦尔调来与无名叙述者共事。叙述者让这项安排落到实处——他为卡斯韦尔和默里军士提供一间小型私人办公室，为卡斯韦尔争取到临时晋升少校的机会，还带两人去找自己的裁缝。卡斯韦尔得到一套柔软的灰绿色粗花呢西装和一件深棕色马甲；默里则得到一件格纹夹克和灰色法兰绒裤。这些细节表明，叙述者积极投入两人的工作，而不只是下达一项抽象任务。卡斯韦尔和默里每天按时上下班，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六点，然后回到各自位于富勒姆和布罗姆利的妻子身边；叙述者则在处理自己的职责之余前来查看进展。

调查范围缩小到一级安全等级人员。二级安全等级人员数量太多，无法作出有结论意义的比较；内阁级人物则少得不够分析。卡斯韦尔和默里发现了一些常见的共同情况，例如拥有两辆车、度长假、去美国、或在北非度假。但叙述者明白，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相近，足以解释其中许多相似之处。更引人注意的是政治方面的模式——在卡斯韦尔称为“Concens异常聚集点”的群体中，曾加入政治团体或准政治团体的人数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几乎所有组织都持右翼目标。叙述者请卡斯韦尔根据数据分别描述一个异常聚集点和一名一级安全等级人员，并把得出的概况钉在办公桌上方。

怀疑、支持与判断的转变

这些概况还包括一些不那么确切、但具体的比较。接受研究的人员中，有不少人在过去五年内得过重病，通常是发烧；异常聚集点中没有左撇子；群体里有许多未婚者，获得英勇勋章的人数也略高于平均水平。就读公学和父母离异的情况则处于平均水平。对叙述者来说，这张表让调查变得具体可见，却仍未能清楚说明其意义。

随后，卡斯韦尔花了约一周时间，调查住宅曾被盗或遭人闯入的一级安全等级人员，考虑这些事件是否可能与间谍活动有关。默里不太愿意离开对异常聚集点的研究，尽管此时整个调查期间较小规模的聚集已经显现出来。最初看似每年出现一个神秘峰值的情况，最终呈现为一条高低起伏的折线。卡斯韦尔还绘制了一级安全等级人员数量异常低于平均值的地区。他把这些地区称为“Evacs暂离异常低值区人员”，把暂时不在当地的人员称为“Evacs暂离异常低值区人员”。叙述者不是统计学家，觉得这种说法荒唐，也逐渐对入室盗窃统计感到厌烦。他怀疑两名研究人员是不是在糊弄自己，尽管他知道卡斯韦尔不是那种会开恶作剧的人。因此，他虽然投入了两人的工作，却仍真切地不确定这些模式是否说明了什么。

卡斯韦尔的过往与其方法的意义

无名叙述者邀请卡斯韦尔喝一杯后，这种不确定有所改变。喝下三杯啤酒后，卡斯韦尔谈起自己在印度的童年，以及父亲曾希望他过上的生活——加入骑兵部队、打马球、猎野猪、参加惩罚性远征、骑马和参加军官食堂晚宴。父亲去世后，卡斯韦尔请求调往另一个单位，并选择了加尔各答的印度陆军统计办公室，尽可能远离父亲的世界。起初，他既没有这项工作的天分，也毫无兴趣；接受这份职务，是一种悄然的反抗。

卡斯韦尔把早期的计算形容为苦差事，对他认为迟钝的头脑来说既缓慢又乏味。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学会把那些基础工作看作最终模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交响乐赖以成立的休止符。无名叙述者明白，这番话是在温和地提醒他，不要一味固执急躁。卡斯韦尔曾有意放弃精锐骑兵团的任职机会，选择办公室工作；他们相识时，他已年近六十，仍是实授上尉，几乎没有晋升为实授少校的希望。这种对比说明了他的工作为何对他如此重要——表面上的乏味并不意味着头脑空洞，而是他学会辨认结构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叙述者对他的敬重并未消除他对个别发现的疑虑，却让这些疑虑有了更充分根据，也有了适当的界限。卡斯韦尔不再只是那份繁琐统计报告的来源，而是一位值得叙述者认真对待、以耐心方法工作的同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