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慈悲医院

波士顿慈悲医院是珍妮·菲尔兹在波士顿工作的地方，在这里，她务实而不矫饰的护理工作直面战争带给人的代价。医院病房塑造了她对性、伤病和照护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她在这里照料严重脑损伤的加普军士长。他对她的依赖成为T. S.加普身世故事的核心。

背景与珍妮的工作

1942年，珍妮二十二岁，已经离开大学，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完成护士学校学业。在波士顿慈悲医院，她看重这份工作能立即发挥作用，也看重它带给自己的独立。简单的制服和舒适的鞋子适合她利落的步伐，夜班护士台的工作也让她有时间阅读。医院里的病人——包括士兵和工人——在她看来没有她认识的大学男生那么矫饰。然而，随着战争让士兵随处可见，他们的自命不凡让她想起自己不喜欢的大学男生，于是她不再与男人来往。

这家医院也让珍妮近距离看见性对身体造成的后果。战争初期，在青霉素尚未广泛供美国陆军使用之前，波士顿慈悲医院用磺胺药物和含砷药物治疗士兵。珍妮也协助进行局部治疗，因此对性行为可能带来的医疗代价形成了鲜明印象。这段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她向往做母亲，却不愿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她想要一个孩子，但希望尽可能少与男人打交道。

从产科到重症监护

珍妮想要孩子并非一时兴起，但同事们误解了她。他们认为她对婴儿和母亲过于动情，于是医院员工将她从产科调到重症监护室。珍妮对他们认定她缺乏自制力感到不满。她知道自己还有时间，也认为怀孕是计划的一部分，而非急事。

重症监护室让她见识到更广泛的病患情况。病房接收来自军队医院的病人，包括老年人、工业事故和汽车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的儿童，尤其是士兵。珍妮区分各种战时伤情，并试图加以归类，把伤害的不同模式视为值得观察和理解的现象。因此，这家医院既让她从事自己看重的实际工作，也让她持续面对脆弱处境，而这些处境无法简单归结为普通意外或个人选择。

加普军士长

加普军士长来到波士顿慈悲医院时，珍妮难以轻易将他归入已有的类别。他的伤势包括运输船起火后造成的烧伤，以及严重脑损伤；他头部残留着无法安全取出的碎片。他的文件记载了他的孤儿身世和病情，但珍妮遇见的这个人同时也是一个弱小而依赖他人的男人，他只会说一个词：“加普”。

双手被包扎后，他无法从事原本令他愉快的活动；试图隔着纱布触摸自己时，他会感到不安。珍妮坐在他身边，替他揉背，并用活泼的语调和他说话，而不是像她所说的那些试图哄病人入睡的护士一样，用单调的声音说话。她明白他是感到无聊、需要分散注意力，而不只是一个医疗病例。有时，广播节目会让他烦躁，或加重他的不安；其中一次却意外地使他愉快起来，尽管珍妮后来没能再找到那个节目。她也试着教他一个新词，后来放弃了，转而一边喂他一边和他说话，并回应他有限的表达方式。

这份照护亲密，却立足于日常关怀——珍妮留意什么能让他平静、什么会使他不安，在他痛苦时陪伴他，并把陪伴纳入治疗。他的病情仍有继续恶化的可能，而医院的医学知识无法确定那些碎片会造成多大损害。因此，波士顿慈悲医院既是提供护理的地方，也让人看见护理能力的限度。

塑造故事的医院

珍妮在波士顿慈悲医院的经历有助于确立她持久不变的身份。在对她一生的叙述中，护理并不局限于制服或医院病房——正式职业生涯结束后，她仍持续照料他人，先是通过她与加普的关系，后来又支持前来征求她意见的女性。她务实地关怀那些无法自助的人，这使她从波士顿慈悲医院的护士到后来成为的公众人物一脉相承。

这家医院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展现了机构分类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珍妮把伤情分门别类，但加普无法被单一标签概括——他既是战争伤员，也是病情前景未明的病人，同时还是一个需要关怀、消遣和陪伴的人。她没有否认他的病情，而是在他所处的境况中回应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士顿慈悲医院不仅是加普一家故事的开端，也是小说将身体脆弱与照护劳动持久联系起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