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rder of Florian Gall

加尔牧师弗洛里安·加尔遇害案使一连串令人不安的死亡事件转变为一宗有明确受害者、且毒物经实验室检测确认的凶杀调查。在圣卢克医院，加尔发生心脏骤停；地高辛进入其体内后，他不久便死亡。后来的毒理学检查结果确认这起死亡属于他杀。然而，使这起死亡明确成为犯罪的证据，本身并不能证明是谁给他下了毒。案件的关键在于，证明谋杀确实发生与证明是谁实施了谋杀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距离。

根据记录重建死亡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三十二分，加尔发生心脏骤停，约四十五分钟后死亡。那天晚上，他并非查尔斯·卡伦负责的病人。尽管如此，塞纳电子病历系统记录显示，卡伦在上午六点二十八分打开过加尔的病历，并于六点二十九分再次查看。艾米·洛克伦后来将这些记录与加尔实验室结果中的地高辛浓度飙升联系起来——卡伦在异常结果出现后不久查看了病历，而那距离药物浓度升高导致加尔心脏停止跳动还有数小时。

这一时间安排使卡伦查看病历一事显得重要，但并非确凿证据。病历访问记录只能证明卡伦看过加尔的记录；单凭这一点，不能证明是他给加尔使用了地高辛。记录中还包含数千条卡伦的电脑登录记录，有时一晚就有数百条。对艾米和调查人员而言，这些反复出现的记录表明，他似乎在监看超出自己负责范围的病人。记录数量之多令人警觉，但也意味着调查人员仍需找到能够将可疑行为与谋杀证据区分开来的证据。

警讯与怀疑的局限

加尔之死属于圣卢克医院护士们注意到的更广泛异常模式。琳恩·特斯特回忆说，一些看似正在康复的病人在卡伦更换静脉输液管后突然死亡。罗宾·索尔斯伯里曾看到卡伦在一名病人意外出现心脏骤停前不久离开病房；她也记得他曾目不转睛地盯着病区的心电图监护仪。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的索尔斯伯里怀疑，一名病人曾被注射普罗奈斯特尔；此前发现卡伦从药品柜中倾倒这种药物。上述说法引发了对一系列死亡事件的担忧，但无法独立确认是什么导致加尔死亡。

特斯特计算得出，卡伦工作时间占百分之二十六，却有百分之五十八的死亡事件发生时他在场。另一名护士回忆说，卡伦在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期间，平均每月发生二十至二十二次蓝色代码抢救呼叫；他离开后，随后六个月里一次也没有发生。这些数字让调查人员有理由将死亡事件放在一起调查，而不是视作互不相关的临床事件。它们是模式证据，不能替代对每名病人死因的确认。

向警方提供线索的是圣卢克医院护士帕特·梅德林，她认为卡伦应对异常死亡事件负责，并曾敦促医院管理人员采取行动。院方告诉她，卡伦没有伤害任何病人，并结束了内部调查。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梅德林向一位在伊斯顿警察局工作的熟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相关线索经由警方和验尸官渠道转交莱海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随后开始询问圣卢克医院员工。他们的说法足以使调查进一步深入，但对部分医疗记录的初步审查并未找到可用于起诉的证据。卡伦此时已转到萨默塞特医疗中心工作，并持有中性推荐信。

毒理学确认他杀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加尔的毒理学报告提供了病历记录和员工怀疑无法提供的关键证据——明确的死因。检测未发现约九十六种其他药物的痕迹，但在玻璃体液中检测到每升二十三点四微克地高辛，在脾脏中检测到每千克三十二点零微克，在心脏中检测到每千克四十点八微克，在肾脏中检测到每千克一百零四微克。诺比·C·曼博修改了报告，将死因列为地高辛中毒，死亡性质列为他杀。调查人员现在既有了谋杀案受害者，也确认了致命毒物。

这一发现解答了加尔死亡的一项核心疑问，却没有解决作案者是谁的问题。药柜系统报告和塞纳电子病历系统打印件将卡伦与可能接触药物的机会及加尔的病历联系起来，但这些记录无法证明他为此目的取得了致命药物，也无法证明是他给加尔用了药。卡伦可以辩称药物医嘱合乎规定；已取消的医嘱可以被说成是失误，而他查看病历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令人不安但无害的习惯。由于他已经离开医院，调查人员无法冒险等待机会，试图当场抓获他。他们需要另一类证据。

从法证发现到供述

由于缺乏直接关联，调查人员需要加尔之死作为理由，设法听取卡伦自己的说法。艾米曾为卡伦辩护，认为针对他的指控不公平，也曾信任他，把他当作朋友。丹尼·鲍德温向她展示卡伦在加尔死亡当晚的药柜系统记录后，这份文件使她开始设想卡伦可能做过可怕的事；与此同时，她仍难以将证据与自己过去对他的认识调和起来。她认出这份记录后，在案件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她成为调查人员与嫌疑人之间可能的桥梁，而调查人员需要取得嫌疑人的信任。

审讯卡伦时，调查人员希望他谈谈加尔。他先从加尔说起，随后继续讲述自己过去的行为。他一共讲了七个小时，期间停下来吃东西、喝咖啡和休息，蒂姆·布劳恩则更换录音带。他讲述时使用的是自己关于干预和强迫冲动的说法，并未明确承认谋杀。不过，加尔之死提供了具体的法证事实，调查人员得以围绕这一事实询问他。从病历访问记录，到裁定为他杀，再到卡伦长时间讲述自己的经历，案件的推进过程表明，怀疑与证据为何长期无法合一，也说明了毒理学发现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查明毒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