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伦奇关于英语词典缺陷的演讲

理查德·切尼维克斯·特伦奇于1857年发表的关于英语词典缺陷的演讲，为一项新的词典编纂计划提供了思想原则和实际方法。他敦促语文学会不要把词典视为强行规定正确用法的权威，而应将其视为一份语言史记录，由引文和众多读者的劳动共同编成。这项提议开启了这项事业；经过数十年的延误和扩展，它最终成为《牛津英语词典》。

背景与缘起

这场演讲于1857年11月5日星期四，即盖伊·福克斯之夜，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楼上一间房间内举行的语文学会双周例会上发表。十二年前，图书馆已从帕尔马尔街狭窄的旧址迁出；新楼有房间可供出租，学会是获选入驻的两个团体之一。当时担任威斯敏斯特教长的特伦奇面向包括六十名成员在内的听众演讲，演讲于六点开始。五点半刚过，天色便已暗下来。外面，煤气灯忽明忽暗，烟花开始燃放，男孩们拿着破衣做成的盖伊·福克斯偶像兜售，每个要价几个便士。成员们离开喧闹和庆祝活动，前来聆听一场虽被宣传为重要、却不特别费脑的演讲。

演讲题目《论我们的英语词典存在的一些缺陷》听起来颇为克制，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技术性评论。语文学会成员普遍认为，英语的传播与大英帝国和基督教的扩张密不可分。在这样的背景下，词典有缺陷，威胁到的似乎不只是学术上的便利——它可能削弱一种被视为帝国影响力和宗教影响力工具的语言。因此，特伦奇提出改进词典的主张，既回应了学会的实际关切，也契合了他们对英语所代表意义的宏大认识。

作为语言记录的词典

特伦奇指出现有词典有七项主要缺陷，其中大多数属于技术问题，但他的核心论点关乎词典编纂者的正当职责。他认为，词典应当是“语言的清单”，而非区分哪些词获准使用、哪些词不获准使用的指南。在他看来，包括塞缪尔·约翰逊在内的早期词典编纂者曾充当用法的裁判。特伦奇则将词典编纂者描述为“历史学家……而非批评家”——任何个人，甚至任何权威团体，都不应规定人们可以使用哪些词。

这一原则为真实生活中的语言留出了空间。词典应当记录那些曾在标准英语中获得认可并实际使用过的词语，无论它们是古老还是新近出现、经久不衰还是昙花一现、体面还是可疑。如果读者查找一个词却找不到，词典便未能实现其作为参考工具的基本用途。词典不应为某种受偏好的英语版本背书，而应记录英语使用者彼此交流时所使用的词语。

此外，这份记录还需要展现语言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特伦奇提议为每个词编写一段历史——提供它首次见诸文字的证据，再列出引文，展示其意义如何发展、转变、增添细微差别或逐渐消失。由于通常无法知道某个词最早在何时被口头使用，最早的书面证据便可作为实际的参照点。后来的例子则能追溯这个词不断变化的历程。用特伦奇的话说，“词典”是一座“历史丰碑”，人们可以借此审视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走过的弯路，甚至和它走过的正途一样，都能给人启示。

引文与集体劳动

特伦奇强调记录词语历史，这使他的提议有别于早期词典；后者收录引文主要是为了说明词义。对于这项新事业，引文不仅要提供词语含义的证据，还要证明词义如何发生变化。要建立这样的记录，就必须大规模阅读文学作品，也要阅读伦敦和纽约的报纸、杂志和期刊。按照当时的普遍看法，这项任务规模极大，几乎不可能完成。

特伦奇提出的解决办法既是组织层面的，也是学术层面的。这项工作无法由一人完成，而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协作”。他设想招募数百名不领报酬的业余读者作为志愿者，查阅文本并寄来有用的引文。听众听到这个提议时低声议论；这个想法前所未闻，不过在会议结束、成员们散去时，有些人已看出它的民主吸引力。他们的劳动将有助于编成一部不受单一语言裁定者支配的词典。因此，这种方法也呼应了学术原则——词语属于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而其历史证据可以从广泛社群中的读者那里收集。

从演讲到词典计划

1857年盖伊·福克斯之夜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发表的演讲，被视为大词典编纂工作的开端。这项提议历经多年才成为一项实际事业。1878年4月26日，詹姆斯·默里在牛津会见了代表；1879年3月1日，一项协议任命他为《新英语词典——以历史原则编纂》的主编。最初的估计是四卷、约七千页、耗时十年，后来证明远远不足。这个项目最终历时七十年，几乎恰好整整七十年。

特伦奇阐明的组织原则也影响了词典后来的编纂实践。默里受任后几天内，便规划了一间抄写室，并向大不列颠、美国和英国殖民地的志愿者发出呼吁，请他们阅读尚未查阅的书籍。一份呼吁送到了威廉·切斯特·迈纳手中；当时已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身在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迈纳编制了词语和引文索引表，使编辑能够要求为特定词条搜集证据；当牛津的工作人员为“艺术”一词索求更多材料时，布罗德莫尔寄来的答复提供了二十七条引文。此后，查阅、编索引、提出请求和递交引文卡片这一连串工作，使演讲所强调的词典有赖众多贡献者这一主张成为具体实践。因此，特伦奇的演讲不只是关于词典应当收录什么的论述，也帮助确立了编成这份语言记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