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2月3日，威廉·切斯特·迈纳有意实施了自我切除行为；他认为此举可以终止自己逐渐视为罪恶的行为。事发时的直接情况记录在一份匆忙写成的机构报告中；更大的背景则是他的信仰转变、长期精神疾病，以及他日益严厉的自我评判。他从手术中存活下来，伤口也已愈合，但这一事件标志着他在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数年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背景——疾病与信仰转变

在事件发生之前很久，迈纳的精神健康状况就已恶化。1868年，三十四岁的他因严重头痛和眩晕就诊，医生检查后认为他的病情十分严重。9月3日，哈蒙德外科医生将他的状况描述为偏执性单一妄想，并判定他存在妄想。到11月，一名检查医生将病情描述为兼具自杀倾向和杀人倾向，军方则建议将迈纳送入机构。这些记录提供的是当时对其状况的描述，并非一种可以简单等同于后来精神病学术语的诊断。

宗教成为迈纳理解自身处境的核心。尽管他在公理会信徒家庭中长大，但在联邦军服役期间，他已放弃宗教信仰，并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在精神病院中，他对上帝不存在的确信约从1898年起开始动摇。到世纪之交，他称自己是自然神论者——他接受上帝存在，却不信奉某一特定宗教。叙述认为，他的访客詹姆斯·默里的基督教信仰可能影响了这一转变，同时也明确指出，无法确切还原迈纳宗教观念发展的具体过程。

这一转变并未带来简单的慰藉。迈纳越来越常以自己想象中全知且好报复的神明所定的标准评判自己。他开始把精神疾病的某些表现视为不只是苦难，更是需要受到惩罚的罪。尤其是，他认为自己的性冲动无法容忍，必须加以终止。本书将这种宗教性的自我谴责视为他作出这一决定最可能的解释，同时将这一解读与有记录可证的手术事实区分开来。

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事件

现存记载将事件定于1902年12月初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份标注日期为12月3日的铅笔记录写道，上午10时55分，迈纳来到一道上锁的下层闸门前，呼叫医护人员。首席看护科尔曼前去查看，让看护哈菲尔德去请医官，并记录迈纳伤害了自己。迈纳说，他在受伤部位周围绑了绳索以控制出血。记录称，贝克医生和努特医生为他检查，并于上午11时30分将他送往乙三号病室。

看护记录中的时间安排，使这一行为被突然发现的情形格外引人注目。上午9时50分，科尔曼曾在三号病区与迈纳交谈，当时他看起来一如往常；迈纳也在早餐前照常散步，并吃了早餐。这些观察无法说明迈纳当时在想什么，叙述也提醒读者，不应假定他的决定是突然作出的。叙述认为，他很可能已考虑此事数日，甚至数月，但也承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他筹划了多久。

记录还描述了迈纳在呼救前采取的实际措施。他用绳索作束带，在自行完成手术后，才走到下层闸门处。他的医学训练可能影响了他对后续照护的预期；叙述称，他预料自己会陷入休克，也知道自己应被送往医务室。他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这一过程既证实了事件的严重性，也表明迈纳似乎在相当程度上有意行事，但无法解答他当时精神状态的所有疑问。

解读与不确定性

叙述将这一行为与迈纳的确信联系起来——他认为，终止自己的性能力，就能终止那些他相信上帝会予以惩罚的行为。在他的妄想框架中，他认为自己的身体与自己所谴责的行为密不可分，并把切除视为解决办法。这并非简单回归他早年的无神论——到1902年，宗教信仰已成为强大的道德判断来源，这种判断非但没有减轻自我惩罚，反而使之加剧。

不过，叙述仍为不确定性留有余地。它提出一种可能的替代解释——迈纳也可能是出于与伊丽莎·梅雷特有关的负罪感或自我憎恶而采取行动；伊丽莎是他杀害的男子的遗孀。19世纪80年代初，她曾到精神病院探望他，带来书籍和偶尔的礼物，并接受迈纳及其继母给予的款项，作为对她丧夫之痛的补偿。她曾公开表示原谅他，并承认他犯罪时并不知是非。叙述推测，双方某个彼此慰藉的时刻，后来可能在迈纳心中具有了痛苦的意义，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两人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或这种关系促成了手术。叙述认为宗教解释更为可能；与伊丽莎的关系则仍属推测。

康复与意义

迈纳的伤处愈合了；据叙述所述，他仍能排尿，但已丧失性功能。他被送往医务室，医生对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震惊。回到日常的机构生活后，他的抱怨和乖戾行为很快再次出现；几天之内，他便开始抱怨工人发出的噪声，尽管当天是星期日，工人并未工作。因此，伤处康复并不意味着他摆脱了促使自己采取行动的那些信念。

这一事件尤其鲜明地展现了迈纳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念如何与长期疾病纠缠在一起。叙述还将他的个案置于精神病学分类史中——1918年，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科医生戴维迪安将他的状况描述为偏执型早发性痴呆；这一术语与当时正在发展的现代精神病学框架相关。后来的诊断并不能确定1902年这一行为的确切原因。相反，这起事件揭示了回溯性判断的局限——记录保存了事件的时间、看护人员的应对及后续情况，而动机则必须依据迈纳被报告的信念，以及叙述提出的几种可能性谨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