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克赫林

法比安

韦克赫林是研究所的科学助理,他编造的谎言给斯特凡·拉布德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他告诉拉布德,文学史学顾问拒绝了他的论文,而事实上,文学史学顾问对论文赞誉有加。拉布德自杀后,法比安当着文学史学顾问和拉布德父母的面质问韦克赫林,得知韦克赫林把谎话说成是玩笑,便殴打了他。随后的解雇无法挽回谎言造成的伤害;法比安后来产生的疑虑,使韦克赫林这一事件成为探讨伤害、责任,以及迟来的真相有何局限的故事。

身份与职位

韦克赫林被称为韦克赫林博士,也是研究所的科学助理。法比安去叫他时,他正在目录室里俯身于卡片目录前,整理记录图书馆新藏书的卡片。他的文书工作使他置身于学术机构的运作体系之中,但危机核心的论文并非他自己的——他造成重大后果的举动,是谎称文学史学顾问对拉布德的作品作了什么评价。

这个谎言之所以格外有杀伤力,是因为它借用了机构评判的语言。正如拉布德在写给雅各布·法比安的信中所述,韦克赫林说,这篇论文被认为完全不合格;把论文送交教师评审团,无异于打扰教授们;私下拒绝则能让拉布德免遭公开羞辱。这番话把有利的学术决定歪曲成谴责,还让这项所谓的拒绝披上了文学史学顾问之名所带来的权威外衣。

谎言及其后果

拉布德的信描述了韦克赫林的说法造成的伤害。拉布德说,自己五年来为教授资格论文付出的努力,如今仿佛成了五年时间都在写一篇耻辱之作。他把所谓的学术拒绝与莱达对他的拒绝联系起来,形容自己仿佛从四面八方都得到了不合格的评语。他写道,论文据称未获通过,尤其在心理上彻底击垮了他;他说自己的抱负无法承受这一打击。这封信由此揭示,韦克赫林的虚假说法如何在拉布德正遭受其他失意之时,影响了他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拉布德死后,文学史学顾问断然否认自己曾拒绝这篇作品。他说,自己曾将论文送交教师评审团,称其为近年来最成熟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他写道,斯特凡·拉布德博士值得专家们密切关注,并称论文是现代研究的一项宝贵贡献。他还说,自己提议将论文单独出版。记录在案的赞誉与韦克赫林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确立了谎言的关键事实——拉布德因一项从未发生过的拒绝而陷入绝望。

揭穿与惩罚

法比安浑身颤抖,离开文学史学顾问和拉布德父母听闻真相的房间,跑下楼去目录室。韦克赫林从卡片上抬起头来,但法比安告诉他文学史学顾问要见他时,他没有立刻起身。法比安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推着他穿过门口。韦克赫林抗议时,法比安打了他的脸。韦克赫林抬起手臂护住自己,踉跄着上楼;法比安把他推回众人等候的房间。

在房间里,法比安当面提出三项具体指控——他告诉拉布德,论文遭到了拒绝;他把“将论文送交教师评审团会打扰教授们”这句话归到文学史学顾问名下;他还说,文学史学顾问想通过私下拒绝,避免拉布德遭受公开羞辱。拉布德的母亲听到指控时昏了过去。韦克赫林退到门边,三个男人等着他回答。受到追问时,他说:“那不过是个玩笑!”这句话无法消除房间里已经揭露的后果;它轻描淡写的语气,反而加深了所谓玩笑与拉布德之死之间的鸿沟。

随后,法比安用双拳反复殴打他。韦克赫林似乎仍在微笑,仿佛想为自己开脱,并试图夺门而逃。扭打延伸到走廊,来到楼梯附近。楼梯底下,被响动吸引来的学生们默默旁观。法比安打中韦克赫林的下巴;韦克赫林向后倒下,头撞到一级台阶,沿着木楼梯滚了下去。法比安想扑到他身上,但几个学生制住了他。韦克赫林试图站起来,呻吟一声,又瘫了回去;研究所的勤杂工帮忙把他抬进目录室。

文学史学顾问宣布解雇韦克赫林。学生们放开法比安;他低着头离开研究所。韦克赫林因此既遭到殴打,也丢掉了职位,而拉布德的父母则得知了儿子去世前那场谎言的真相。这些后果都无法让儿子死而复生。

动机与道德余波

法比安沿着腓特烈大街行走时,韦克赫林那怯懦的笑容仍留在他的脑海里。法比安对自己暴力行为的激烈程度感到惊讶,并追问自己为何对韦克赫林的愤怒超过了对拉布德的悲痛。他还在想,一个无意中造成如此伤害的人,是否更应得到怜悯,而非仇恨。他的反思使这段情节不再只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惩罚场面,而转为追问——当动机与后果背道而驰时,应当如何判断责任。

法比安逐渐理解了自己的本能反应,但这种理解并不等于免除韦克赫林的罪责。他认为韦克赫林并非存心要害死拉布德——他想伤害拉布德,并不想杀死他。法比安设想,这个助手是个没有才华的对手,嫉妒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于是以谎言为引信,随后又在安全的距离外观看爆炸发生。这番事后的推想赋予韦克赫林嫉妒的动机,同时仍区分了他意图造成的伤害与之后发生的死亡。

在法比安接下来的思量中,解雇和殴打似乎都不是简单明了的正义形式。他不禁想,若韦克赫林保住职位、免遭殴打,结果是否会更好;拉布德死后,那谎言是否不如就此继续存在。他们向拉布德的父母揭示了一个解释,却没能及时用真相救回他们的儿子。法比安想象着葬礼和悲痛的家人,想到这一揭露竟让拉布德的自杀变成一个悲剧性的笑话,不由得深感抗拒。因此,韦克赫林这一事件并未以惩罚带来的道德了结收场,而是以法比安直面一个痛苦的错位告终——事实得到纠正,并不意味着伤害得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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