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雷普教授
法比安科尔雷普教授是一位年迈的发明家,他把自己备受赞誉的机器视为对付工人的武器——这些机器提高了产量,同时消灭工作岗位和谋生手段。在直面工业进步带来的后果后,他抛弃财富与家人,带着一台更强大机器的计划在柏林流浪。法比安为他提供庇护与友谊,但科尔雷普还是被带回疗养院;在法比安的梦中,他再次出现,向法比安展示一台吞噬了自己的巨大装置。他的故事将技术进步同时呈现为一种物质力量、一份道德重担,以及一场连发明家本人也无法逃脱的噩梦。
身份与背景
科尔雷普自称是一名发明家,也是五家科学院的名誉会员。他声称技术领域欠他一份情——他的纺织机械使行业每天的布匹产量达到从前的五倍,而他的发明也为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带来了财富。这一成就与其代价密不可分。随着工厂生产效率提高,受雇工人的数量却减少;科尔雷普逐渐明白,他那些看似平和的机器实际上就像大炮,让成群的工人失去工作能力,摧毁了几十万人的谋生权利。
他良知的转变,源于一次亲眼目睹工业冲突后果的经历。在曼彻斯特期间,他看到警察冲向遭停工的工人,用军刀砍他们的头;一名小女孩被马踩踏。科尔雷普说,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回去之后,他开始散尽钱财,并宣称自己再也不想与机器打交道。他的家人反对他的行为和放弃发明的决定,便为他安排了监护人。他离开家人,成为失踪人口;家人则继续住在他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房子里。
科尔雷普的私人生活并未随着他过去的身份一同消失。在与法比安交谈的前一周,他在报纸上读到女儿生了孩子,得知自己当了外祖父。他如今像个流浪汉一样穿行于柏林,远离自己曾经拥有的家园与财富。他的讲述将从富裕发明家到贫困流浪者的转变连贯起来,却没有把前后任何一种境况描绘成足以弥补其工作所助长的损害的救赎。
机器、工作与责任
科尔雷普的讲述将一项具体发明与更广泛的经济矛盾联系起来——产量上升,就业却在收缩。他把自己的机器描述为提高企业固定资本与生产力、同时减少企业雇用工人数的工具。他将机器比作火炮,为这种经济变化赋予了一个具体的人类目标。在他的回顾中,工业设备不只是能生产更多布匹;它还会使成群的工人“失去战斗力”,摧毁他们赖以维生的权利。
这番讲述与小说其他部分所描写的经济危机相呼应。马尔米指出,技术在大幅削减劳动力的同时提高产量,而大众的购买力却日渐枯竭。他提到,美国为了避免价格下跌而焚烧谷物和咖啡;法国的葡萄种植者则哀叹收成过于丰盛,而其他人却无以果腹。科尔雷普的个人忏悔为这种错位赋予了具体的个人经历——他曾帮助提高产量,后来又亲眼目睹围绕这一劳动制度而出现的暴力与贫困。
然而,认识到问题并未让科尔雷普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消除后果。他说自己考虑过前往俄罗斯提供服务,但没有护照就无法越境,而且他预计一旦透露姓名,便会被阻止离开。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纺织机装置的草图和计算资料,这种装置将超越现有的所有纺织机器,价值数百万。他宁可饿死,也不愿靠它牟利。这一矛盾十分尖锐——这位已经否定机器的发明家仍随身带着可能带来更大技术进步的手段,而他拒绝让其投入使用,既是一种道德立场,也使他的生活更加岌岌可危。
柏林的流浪者
科尔雷普每天能否活下去,取决于隐匿、随机应变,以及人们对一位老人所抱有的些许礼让。他每天更换住址,有时在楼梯间过夜——他会在大门关闭前不久进入楼里,如果看门人询问来意,就从住户名册上说出一个住户的名字。他打算爬上阁楼,坐在楼梯上,希望那里的门没有锁。他说,人们对老人应有的尊重甚至延伸到了看门人身上;这能为他换来暂时的栖身之处,虽然往往第二天早上就会被发现。
他其他的藏身之处也同样短暂。冬天时,他在一所私立学校教物理,但他的课程变成了反对技术奇迹的宣传,让学生和校长都不满意。此后,他在邮局里取暖,待了三个月。如今天气转暖,他便在火车站坐上几个小时,看着人们离开、到达,或留在原地。车站无法成为永久的家,却让他置身于流动的人群中——他说,观看这一切很有趣,而且自己很高兴还活着。
科尔雷普告诉法比安,他预计会在约克街九十三号过夜;法比安便写下自己的地址,说如果看门人一大早就把他赶出来,可以到自己家睡沙发。这一提议为发明家摇摇欲坠的楼梯间过夜生活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选择。科尔雷普担心会给法比安的女房东添麻烦;法比安却不以为意。他们的交流建立起一种关系,依靠的不是盛大的营救,而是切实的款待——一个地址、一张沙发,以及随时可以再来的许可。
科尔雷普以平静的态度面对命运逆转,这与他政治和技术思考中的急切形成对照。他说自己起初贫穷,后来富有,如今又重新贫穷,仿佛这一连串变化并无多大区别。莱奥尼露台上的阳光与克罗伊茨贝格上空的阳光,对他同样重要。但不应让这种轻描淡写掩盖他的处境——他是个无家可归、咳嗽不止的人,依赖临时找来的栖身之处,还随身带着不肯出售的珍贵计划。
庇护、家庭与带走
当科尔雷普来到法比安的房间时,法比安把他介绍给母亲,说他是自己的老朋友,为了方便又称他是叔叔;此时,法比安的提议不再只是设想中的善意。那天沙发无法腾出来,但法比安请他第二天再来。科尔雷普随即把一个信封塞进法比安手里。他说里面装着自己的机器计划,并警告有人在找他——在他看来,家人想再把他送进疗养院,以便拿到他的笔记牟利。他先前说价值数百万的那些草图,如今托付给法比安保管。
科尔雷普并未将可能再度被收治视为全然可怕的前景。他说,那家机构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园子很漂亮,院长还算过得去,棋也下得很好;他厌倦那里时还曾逃出去过一次。他坚称自己没有疯,只是比亲戚们明智得多。这番话带着幽默,也显出他的镇定,因此很难把他被带走一事简单地理解为营救或迫害;已有的信息既表明家人试图控制他,也表明这位老人把被关押视为一种熟悉而暂时的状态。
两名男子带着授权前来接他。科尔雷普认出了卫生顾问和温克勒,说自己前一天就知道他们在跟踪他,随后没有反抗,便跟他们走了。临走之前,他打开一个柜子,往里看了看,又关上柜门,握住法比安的手向他道谢。他告诉法比安的母亲,她有个好儿子。医生和护理员跟着他走出去;法比安和母亲从窗户看见司机帮科尔雷普穿上大衣,又把他的披风收好。法比安保管住了那些文件,却无法阻止发明家再次回到疗养院。
梦境与叙事意义
科尔雷普被带走后,在法比安的梦中再次出现。法比安走在一条无尽的空街上,街道两旁是没有门窗的巨大建筑。他筋疲力尽,又饿又渴,却仍在努力走到街道尽头。科尔雷普穿着褪色的披风,拿着卷得很糟的雨伞,戴着一顶灰色硬帽,从他身后现身。法比安说自己以为发明家在疯人院里,科尔雷普回答说,这里就是,并用伞尖敲了敲一幢建筑。原本没有门的地方打开了一扇门。此前关于神志是否正常的争论,由此延伸到一片梦境景观之中,在那里,机构与周围世界已难以区分。
梦中的机器把科尔雷普的悔恨变成怪诞的景象。他领着法比安穿过一条泛着蓝光的通道,来到一台科隆大教堂那么大的装置前;半裸的工人正把成千上万名小孩铲进炽热的大锅。科尔雷普解释说,这台机器每天生产十万个,尽管他已经缩短了工作日,还推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两者并置,使效率的承诺与人被当作原材料的骇人景象迎面相撞。当一个接头失灵时,科尔雷普用雨伞戳向一个开口;雨伞消失了,接着他的披风把他拖进机器。他消失了,被装置吞噬。
法比安大喊发生了事故,但一个孩子从大锅里掉出来,随即又被人舀起,扔回火中。他乘着传送带穿过院子,等着朋友回来,科尔雷普却没有回来。相反,另一个法比安从一个倾倒容器里出现,身上穿着发明家的披风,戴着他的帽子,手里拿着他的雨伞。这个分身与真正的法比安合为一体;法比安拿回雨伞,整理好披风,再次成为唯一的自己。梦中的机械变化并未为科尔雷普被带走一事提供现实层面的后续。它们把他的机器变成一种能复制、吞噬并再造身份的装置,也让法比安进入发明家的视野,面对一个没有任何旁观者能够彻底置身事外的系统。
后来,在心里向已故的拉布德说话时,法比安想起科尔雷普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也忆起他站在柜子里的样子——帽子戴在头上,手里拿着雨伞,仿佛担心柜子里会下雨。这个亲切的细节,让梦中那台奇异的机器重新连上了法比安曾收留的那个脆弱而滑稽的人物。科尔雷普在叙事中的作用,正建立在这一对照之上——他既是曾帮助扩大工业生产的发明家,也是认识到其人类代价的见证者;既是拒绝出售计划的流浪者,也是最终被自己的机器吞噬的梦中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