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莫申

米洛·莫申对侦探小说的热情，使他与真实犯罪之间的距离近得令人不安：“失窃的失窃的失窃的Penny Black邮票邮票邮票”在一次血猎俱乐部聚会中出现在他的书里，后来西德·托尔斯又被发现死在米洛的窄船上。米洛是一名退休公务员，也是个习惯加入俱乐部的人；他既是这个团体中的文学表演者，也是警方调查中的关键证人。##身份与社交形象 米洛希望别人直呼他的名字；他不喜欢自己的姓氏，因为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预备学校的同学曾用这个姓氏来取难听的绰号。他的偏好与奇尔马克小姐形成对照；她为自己的姓氏感到自豪，并称这个姓氏在西部地区已有七百年历史。这番交谈展现了两种对待姓名的方式——米洛宁愿减轻姓名对自己的束缚，而奇尔马克小姐则把自己的姓氏视为值得捍卫的传承。

波莉·怀彻利认为，米洛加入血猎俱乐部大概是为了寻求陪伴，同时补充说，他几乎会加入所有能加入的组织。他是福尔摩斯学会的资深成员，也加入了研究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埃德加·华莱士和圣徒等人的社团。他广泛的社团会员身份，表明血猎俱乐部只是他围绕犯罪小说建立的更广阔社交生活的一部分。波莉还指出他是一名退休公务员，这一细节说明，他的热情属于退休生活，而非职业侦探工作。

米洛的文学兴趣不只是谈资。他会带书参加聚会，并扮演热情讲解者的角色——在血猎俱乐部成员面前，他挥舞着《米洛带来的〈The Hollow Man〉》，并宣布要特别朗读其中关于密室的一章。他对这场活动兴致勃勃，使聚会带有业余侦探小说仪式的气氛，尽管这本书后来成了真实调查中的证据。##聚会与“失窃的失窃的失窃的Penny Black邮票邮票邮票” 在圣迈克尔教堂地下室举行的一次血猎俱乐部聚会上，米洛准备朗读第十七章，标题是《密室讲座》。他描述了自己更希望用来读这一章的场景——晚餐后，众人围坐在灯旁，桌上有葡萄酒和咖啡，窗外飘着雪。地下室是个不太理想的替代地点，不过他仍把这次朗读当作一场精心准备、等候听众参与的活动。

然而，当他打开书时，发现书页间夹着一个信封，却不记得自己曾用它作书签。信封因年久而泛黄，用铜版手写体写的地址也已褪色，几乎无法辨认。一枚印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背景为黑色的失窃的失窃的失窃的Penny Black邮票邮票邮票仍贴在信封上；上面还可见“已付”销戳和清晰的巴斯邮戳。这一发现打断了米洛原定的表演，也让一枚非同寻常的历史邮票落入一群正在讨论虚构谜题的人手中。

后来，米洛走进巴斯中央警察局，报告说失踪的失窃的失窃的失窃的Penny Black邮票邮票邮票落到了他手上。他说，自己在一次血猎俱乐部聚会上读书时，邮票在书中出现了，但他不知道它是怎么进去的。彼得·戴蒙德的回应把邮票失而复得与另一场危机联系起来——警方还发现了一具尸体。因此，邮票出现在米洛的书中并未终结失窃案调查；反而使他的书、他对聚会的陈述以及发现邮票的经过，都成为警方调查的事项。

在之后的一次问话中，米洛确认，这本书是约翰·迪克森·卡尔所著《米洛带来的〈The Hollow Man〉》的首版英文版，由哈米什·汉密尔顿于1935年出版。他说自己的藏本没有护封，否则能值几英镑。这些书目细节赋予了这件物品超越藏匿地点的独特性——它是米洛珍藏的一部侦探小说，体现了他所钟爱的谜题，如今却与一桩真实盗窃案纠缠在一起。##窄船与西德·托尔斯之死 聚会之后，西德·托尔斯被发现死在米洛的窄船“哈德森夫人号”上。米洛当时不在船上。血猎俱乐部成员知道，他为了邮票一事直接去了警察局；波莉据此推断，在警员问话期间，西德知道米洛会离开一段时间。雪莉-安·米勒也得出结论，俱乐部成员是少数知道船上无人者之一。这些是成员们的推断，并不能证明是谁袭击了西德，但它们表明，米洛不在船上是这起罪案中的一个关键条件。

波莉指出，船上并非只有西德——袭击者也在那里。雪莉-安根据聚会上的情况、西德前往利姆普利斯托克船坞的行程，以及后来在附近发现他的汽车一事，重构了事情经过。在他们的交谈中，西德前往船坞的原因仍不确定。戴蒙德提出，西德是密室谜题的研究者，又受过安保训练，或许是出于好奇去查看船只，想弄清表面上的密室难题是如何实现的。波莉承认这有可能，但这一动机只是理论，并非已经证实的事实。

在米洛接受问话时，船只的安保状况是核心难题。他一直坚持船完全安全，然而里面还是发生了谋杀。戴蒙德指出这一矛盾时，米洛说事情超出了自己的理解，并猜测有人必定曾提早闯入，把邮票放进他的约翰·迪克森·卡尔作品里。戴蒙德反驳说，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曾提前进入——门窗没有被动过，也没有东西遭到破坏。因此，米洛的解释说出了谜题表面上的疑难，而戴蒙德所描述的现场检查则不支持米洛提出的闯入说法。

午饭后，戴蒙德第三次问讯米洛。米洛暂住在巴斯中央警察局对面的一家家庭旅馆，并来询问自己何时可以回到水上住所。问话的实际目的很简单——弄清何时能够回家——却与尚未解决的谋杀案形成对照。戴蒙德注意到米洛浓密的黑胡子和微微扬起、带有挑战意味的下巴，记下了他醒目的外表；而在这场谈话中，米洛的核心陈述却是自己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挂锁与调查 挂锁成了检验米洛关于安全性的说法时一个具体的关键物件。他曾把钥匙给血猎俱乐部成员看，说明了购买挂锁的地点，并称不可能配到备用钥匙。后来，戴蒙德和威格富尔回到船上的锁具处，请威格富尔将它与从死者物品中装袋取出的另一把挂锁作比较。威格富尔认出两把锁是同一型号，但指出仅凭比较并不能证明多少——船上的锁在被打开时仍在原处，米洛只有一把钥匙，而锁匠曾说无法配出相同的钥匙。

一个复杂之处在于，潜水员从运河中找回了米洛的旧钥匙。威格富尔回忆说，找回的那串钥匙能打开米洛的挂锁。这一事实支持米洛丢失的钥匙曾落入水中的说法，但它本身无法解释谋杀案，也无法说明邮票是如何被放进去的。戴蒙德试图用另一把挂锁与船上的锁具进行比对，表明调查正从笼统的密室困境转向对物证的比较。挂锁不再只是米洛声称使人无法进入的装置；它的身份、钥匙以及与船只的关系，都必须接受调查。

事件经过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米洛的陈述很重要，却不能证明他了解罪行真相。他报告了邮票，拥有发现邮票的那本书，称船只安全，并且在西德遇害时不在船上。每一项事实都让他与警方必须回答的问题相关联，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说明他是袭击者，也不能仅凭他的证词解释这些罪案的全部作案手法。他的角色是一名证人，而他的财物和日常习惯都已成为证据的一部分。##人物特点与叙事作用 米洛对密室小说的喜爱，使故事在文学谜题与刑事调查之间形成了讽刺性的连接点。他正准备朗读一个关于不可能封闭空间的故事；不久之后，他称为安全的船只便成了谋杀现场，仿佛重现了同类难题。他并非站在谜题之外的读者。作为他朗读核心的那本书里藏着失踪的邮票；而在他缺席时，承载俱乐部圣诞派对的那艘船又成了犯罪现场。

这种重叠也凸显了米洛的热情与警方掌握的知识之间的区别。书本提供了一个精巧的虚构范例，米洛也提出提前闯入或许可以解释情况，但戴蒙德坚持认为门窗上没有闯入痕迹。同样，米洛对挂锁安全性的信心，也无法确定谋杀是如何发生的。这位侦探小说爱好者周围环绕着谜题所需的材料——一枚旧邮票、一部珍贵版本、遗失的钥匙和一艘上锁的船——但每件物品都要求进行物证检验，而非以文学式解答带来满足。

因此，米洛同时扮演着多个角色——寻求陪伴的俱乐部成员、侦探小说的拥护者、失而复得的邮票与窄船的主人，以及屡次接受戴蒙德问话的证人。他回到警察局，也希望能够回家，这使调查日益受到表面上不可能的情形左右之际，日常需求仍清晰可见。这种对照赋予了他作为人物的叙事力量——一个惯于聚在一起讨论虚构谜案的人，发现故事与证据的界限正在他周围消融，而组织其生活的恰恰就是那本书和那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