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威格富尔

约翰·威格富尔是埃文与萨默塞特警察的一名高级警官，职责的变化使他既与彼得·戴蒙德并肩工作，也与之竞争。戴蒙德被召回警队后，威格富尔从谋杀案组组长转为负责刑事调查部行动；职责上的提升并没有让他变得心满意足。他的故事展现了这一职位带来的压力，贯穿一场防盗宣传行动、一桩与邮票失窃有关的扑朔迷离的谋杀案，以及后来一次通宵安保行动。他并非只是衬托戴蒙德自信的喜剧陪衬——他也会提出自己对线索的解读，有时显得格外自信，同时继续承担案件所需的谨慎而不起眼的警务工作。

身份与职位

在彼得·戴蒙德回到警队之前，威格富尔一直担任谋杀案组组长。如今，他负责刑事调查部的行动，而这一变化令他并不开心。他的职业地位从别人称他为总督察这一点上可见一斑，但新角色也使他在高级管理层检视警方工作时成为焦点。戴蒙德的出现让两人的反差更加鲜明——一次会议上，戴蒙德表示自己想要的是传统谜案，而不是接二连三出现尸体；威格富尔则留下来处理行动议程。

这项议程包括大黄蜂行动——威格富尔接手的防盗宣传活动。在与助理警察局长的会议上，他报告说这项行动减少了犯罪，并解释称，接到报案的入室盗窃案会被归入他所谓的“蜂巢”。他准备充分的陈述足以推动讨论，尽管助理警察局长困惑的反应暴露了这项行动所用的行话。另一次会议短时间内临时召开，以处理紧急事务；威格富尔又一次成为先前那份防罪报告的相关负责人。这一连串情节表明，他不仅要调查犯罪，也被要求为警方的工作成效作出说明。

压力之下

工作的重压在指挥室里化为肉眼可见的疲惫。戴蒙德找他时，威格富尔正埋首于堆满档案的办公桌后，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应付不断送来的传真和文书。他佝偻的姿势、弯到脑后的手、歪斜的胡子，以及呆滞而布满血丝的双眼，都显露出繁重工作带来的代价。一名警佐解释说，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戴蒙德是为新闻发布会而来，并非要再添一项例行工作。这一幕展现了威格富尔作为正式职务担当者之外的人性脆弱——身处行动中心的警官也明显被工作压得精疲力尽。

这份疲惫并没有让他退出调查。警方得知找回的失窃的失窃的失窃的Penny Black邮票邮票邮票与一宗杀人案有关后，案情通报确认受害者是四十六岁的夜间守卫西德·托尔斯。托尔斯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的巴斯市中心；凌晨一点左右，他的尸体在利姆普利斯托克邓达斯船坞、维亚杜克酒吧对面的米洛·莫申的窄船上被发现。凶手用一件沉重物品击打他，可能是扳手，但凶器没有找到。威格富尔发现了尸体，并补充了一个关键情况——托尔斯当时在船舱内，而船上的挂锁仍然扣着。他的补充帮助界定了表面上的密室之谜，之后的调查也始终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解读谜语与船锁

威格富尔认真对待谜语，把它们视为线索，而非枝节。他找到戴蒙德时说，自己已经解开第二则谜语的一部分，具体而言，是其中最后几行指示读者到十七号的锁室寻找一位女士的诗句。戴蒙德让周围的警员安静下来，好让威格富尔说话。这段小小的互动暂时颠倒了两人惯常的强弱关系——提出可能解释的是威格富尔，而戴蒙德让他畅所欲言。

后来，威格富尔在阿诺德·马斯格雷夫——一名助理警察局长——在场时把戴蒙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认为自己已经破解了案件，急切地想说明其中一环，并从侦探小说的密室传统谈起自己的推理。他推测，西德·托尔斯数周或数月前便已计划犯罪，并需要找到一种办法，在米洛·莫申不在时进入他的船。威格富尔指出，托尔斯前一年曾参加血猎俱乐部在Mrs. Hudson号窄船上举办的圣诞节派对。托尔斯虽然害羞，却可能在船上四处走动，查看船锁和门闩；作为一名职业安保人员，他或许认出了挂锁，或打听过制造商。这些是威格富尔的推论，是他关于如何制造表面密室的理论，而不是已经由独立证据证实的事实。

调查中的实物证据让船锁谜题变得更加具体。后来，戴蒙德拿起托尔斯被发现那晚装在Mrs. Hudson号窄船上的挂锁，用米洛·莫申掉进运河的钥匙试锁。钥匙转动时，锈屑落下，锁梁弹开。这一演示证明找回的钥匙能打开相关挂锁，也证实了米洛关于钥匙遗失地点的说法。这一情节属于戴蒙德的调查，并非威格富尔采取的行动；但它澄清了实际问题，而威格富尔对谜语的解读和进入方式的推测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坚持不懈与博物馆值守

威格富尔的工作并不局限于提出理论和参加简报会。一天夜里，他把车停在巴斯温泉酒店对面，穿过悉尼花园，从侧门进入霍尔本博物馆。他刻意不把车停在建筑附近，以免自己的行踪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警员——提供线索。馆内和屋顶共有六名警察值守，彼此通过无线电联系。威格富尔不断通过无线电询问他们的情况，并每半小时巡视一次。博物馆的薄弱之处使这次值守责任重大——敞开的正面、低矮的围墙和可以攀爬的后侧排水管都可能成为进入途径，而警报系统和安全灯则提供了现代防护。威格富尔的警戒有条不紊；记述明确指出，值夜时没有人睡觉，尽管这一夜并没有为他赢得新的朋友。

值守期间，一条狗走近后，叼着一顶黑色贝雷帽飞奔而去。威格富尔看清了那件东西，随即追赶。他知道，贝雷帽可能属于任何人，但巴斯市戴这种帽子的人不多，他能想到一位特定的帽子主人。后来他告诉戴蒙德，自己是在铁路桥附近捡到帽子的，并说它被动物咬过，随后从口袋里拿了出来。他没有说明那条狗给他造成了多少麻烦。这个细节让一件可能被当作垃圾丢弃的物品变成了潜在线索——威格富尔留意到这件容易被忽略的东西，从而把博物馆巡逻与围绕鲁珀特·达比展开的调查联系起来。

合作关系与叙事作用

威格富尔与戴蒙德的相处交织着竞争、恼怒和务实合作。戴蒙德会拿他的工作量打趣；威格富尔带着对谜语的解读来找他时，戴蒙德则让他有机会发言。反过来，威格富尔认为自己已经破案时，也会主动找戴蒙德，并邀请他当着阿诺德·马斯格雷夫的面听取解释。他们的关系并非始终融洽；叙事让两人在自信程度和地位上的差异保持清晰，同时又一再让他们回到共同的警务工作中。

临近结尾时，戴蒙德让人带来杰西卡·肖和她的男友；威格富尔听说戴蒙德已经破解案件后，明显精神一振。他说自己不止一次想过有两个人涉案的可能，而且把鲁珀特·达比吊在桥上的做法也让他觉得这需要两人合作。这段对话让他在破案过程中的作用有了一个有限而明确的位置——此刻带头实施关键逮捕的并不是他，但他看出了布置现场所暗示的内容，并提出了案件涉及两人合作的解读。从宣传行动报告、线索解读、实物证据到漫长的博物馆值守，威格富尔代表着调查中持续不断的机构性工作，其中交织着进取心、疲惫、未必可靠的推理，以及对他人可能忽略的细节的密切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