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慕路斯

社会契约论

在卢梭的叙述中,罗慕路斯与其说是一位传记人物,不如说是塑造罗马最早政治秩序的制度奠基者。他将由阿尔巴人、萨宾人和外来者组成的民众划分为部落、库里亚和军事单位;他的集会在民众人数与贵族权势之间取得平衡,而土地划分则将三分之一留作公用。然而,卢梭将这种很快退化为专制统治的初期混合政体,与后来伴随驱逐塔克文王族而诞生的共和国区分开来。

奠基者与早期制度

罗马建立后,这个新兴共和国由奠基者召集的军队构成——阿尔巴人、萨宾人和外来者。罗慕路斯将这批民众划分为三个部落,每个部落包含十个库里亚,而每个库里亚又细分为十人队。称为库里亚长和十人队长的首领管理这些较小的单位。这种安排赋予正在形成的共同体一种兼具社会性与组织性的结构,尽管卢梭强调其军事起源。

每个部落还提供一百名骑士,组成一个百人队。卢梭将这一组织视为证据,说明最初的划分并非单纯为了城镇的公民生活而设——它们起初是军事性的。不过,这一设计似乎也预先考虑了罗马未来的规模。卢梭指出,一座小城镇预先为自己配置了适合成为世界首都的政治框架。

库里亚不只是行政区划。在最初的安排中,三十个库里亚构成城墙以内的罗马人民。每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神庙、神祇、官员、祭司和节庆,包括乡路交会处节庆。这些制度使各个区划既拥有共同的宗教与仪式生活,也在政治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集会与政治平衡

卢梭解释,由库里亚组织的集会体现了罗慕路斯的意图——以人民制衡元老院,以元老院制衡人民,同时让自己凌驾于双方之上。集会使民众凭借人数优势,抗衡贵族掌握的权势与财富。然而,这并未消除贵族的优势——其庇护民的影响使多数选票偏向贵族。因此,卢梭将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制度描述为贵族阶层得以存续的一种手段,尽管该制度与共和精神相冲突。

库里亚大会在诸王统治下延续,直至塞尔维乌斯时期,因此王室法律后来被称为库里亚法。此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库里亚仅限于四个城市部落时,它们代表城中民众,却既不适合代表领导贵族的元老院,也不适合代表领导富裕平民的保民官。库里亚大会逐渐失去声望;最终,三十名侍从官集合起来,代行本应由库里亚大会处理的事务。

因此,罗慕路斯的制度安排既包含平衡机制,也保留了等级结构。民众参与获得了正式地位,但被庇护者的选票维持了贵族的影响力。卢梭认为,这一制度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确立了平等的政治权力,而是因为它创造了持久的机制,使相互竞争的群体彼此牵制,同时让奠基者凌驾于它们之上。

公有土地与奠基者的遗产

讨论共和国应如何为公职和公共开支筹措资金时,卢梭认为,留归国家的土地——国家公有地产——优于以金钱为基础的基金。他援引罗慕路斯划分土地作为早期实例——依照这一叙述,奠基者首先考虑的是留出三分之一供国家使用。卢梭关注的是制度,而非传记。公共资源需要稳定的基础和明确指定的用途;罗慕路斯分配土地的做法,成为将共同体的一部分资源置于私人用途之外的先例。

这一先例也符合卢梭对行政廉洁的更广泛关注。公共资金一旦由集会接受或拨给特定用途,便具有一种特殊地位,滥用这些资金因此构成严重背叛。奠基者留出土地的做法,为共和国如何从一开始便满足共同需要提供了实例,不过卢梭也警告,这类资源可能因管理不善而遭到浪费。土地本身并不能保证美德;政治安排与官员的廉正仍是决定性因素。

混合政体与共和国的诞生

卢梭驳斥了将罗马简单描述为先后由君主制转为贵族制、再转为民主制的说法。他认为,罗慕路斯最初建立的是混合政体,而它很快便退化为专制统治。这个国家尚未成熟便过早夭折,卢梭将这一结局比作新生儿的死亡。这种说法限定了奠基者的成就——他的制度开启了罗马的政治组织,却尚未建立后来历史才使之成为可能的稳定共和国。

共和国真正诞生的决定性时刻,是驱逐塔克文王族,而非罗慕路斯建立罗马之时。即便如此,新秩序起初仍缺乏稳定的形式,因为它保留了贵族阶层,因而使自身的事业尚未完成。世袭贵族制依然与民主制相冲突。卢梭认为,只有在建立保民官制度之后,真正的政府与真正的民主才得以形成。在这一后来的制度安排中,人民既是主权者,也行使裁判官与法官的职能;元老院是从属的裁判机构,而执政官尽管出身贵族并统领战事,在城中也不过是人民的主席。

这一差别使罗慕路斯在卢梭的政治史中占据一个界限分明的位置。他创立了最初的制度,并展现了政治远见,但共和国并未在他的制度安排下完全诞生。卢梭将混合政体迅速衰败与共和国后来尚未完成的形成过程相对照,说明创建国家与建立持久的人民政府是两种不同的成就。与罗慕路斯相关的制度有助于组织罗马早期社会并实现权力平衡,却未能阻止其最初的政治秩序以专制统治告终。

相关故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