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拉不仅是调查发生的背景——当地城镇、河流走廊和埋藏的历史，塑造了阿迈娅·萨拉萨尔对一系列婴儿死亡事件的理解。将受害者的住所标注在地图上，最终显露出一条沿巴斯坦河延伸、并在河流改称比达索阿河后继续向前的线索。这一地理脉络为案件提供了共同框架，但它本身并不能证明这些案件有共同起因；调查人员会将逐渐显现的模式与档案、家庭境况及其他证据相互核对。

区域背景与河流走廊

调查范围遍及纳瓦拉，巴斯坦山谷是其主要的地理调查焦点。在阿迈娅和同事们使用的地图上，受害者所在的城镇聚集在河流周边，而不是简单地集中在某一个犯罪现场附近。这条线最终从埃尔拉苏经过阿拉伊奥斯、埃尔贝特、收取埃莱娜来信并追查奥拉比迪亚旧宅的埃利松多和奥耶雷吉。再往下游，河流改称比达索阿河，将这个表面上显现的模式带向与吉普斯夸接壤的边界。因此，这张地图将若非如此便可能被当作彼此独立的地方案件来调查的多个社区联系起来。

边界十分重要。阿因霍阿位于法国边境另一侧，其位置起初打乱了仅在纳瓦拉地图上可见的模式。阿迈娅先在该地区地图上标出孩子们的家庭住址，之后再把阿因霍阿添到一张更大范围的地图上。由此形成的点位看起来并不规则。后来，她重新审视这些地点，并在这次特定比较中排除阿因霍阿的案件后，其余标记便与河流走向吻合。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因霍阿就此被排除在调查之外；相反，这一情节表明，地图的范围和尺度会影响它所呈现的模式。

相互关联的调查与河流

当调查人员比较来自不同城镇的幼儿死亡案件时，河流的重要性逐渐显现。阿迈娅下令重新调查纳瓦拉各地的婴儿猝死案件，尤其关注家乡位于巴斯坦河沿岸的女孩。她要求小组不仅调查死亡事件，也查明家庭在孩子死亡前后的经济状况。在她审查的案件中，死者都是女孩；有几户家庭在孩子死亡时经济状况不佳，后来却有一些家庭境况好转。调查人员还注意到，据报告，至少有数起案件中的父母曾说，孩子死后情况会有所改善。这些相似之处提供了调查方向，却不能替代对任何单独案件的证明。

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山谷以外，又发现了更多地点。小组确认了发生在收取埃莱娜来信并追查奥拉比迪亚旧宅的埃利松多、奥罗诺斯—穆加伊雷、纳尔巴特、多内斯特贝和洪达里比亚的案件，后两座城镇各有两起。随后，阿迈娅要求用另一种颜色标记较早的案件，包括她妹妹在收取埃莱娜来信并追查奥拉比迪亚旧宅的埃利松多的死亡、与阿尔吉贝尔茨有关的孩子、莱萨卡的婴儿、律师莱哈雷塔与安迪亚的女儿在埃尔贝特的死亡，以及那名父亲曾在埃尔拉苏与法医医生对峙的孩子。加入这些历史案件后，点位依着河流从源头一直延伸到入海口；在那里，这条河被称为比达索阿河。扩大的地图使人更难将地理上的假设斥为几起互不相干的孤立事件，但其解释仍有待进一步调查证实。

城镇、住所与隐秘网络

这些地图上的地点引导阿迈娅追查家庭、医护人员与一个和阿尔吉贝尔茨有关的团体之间的联系。埃莱娜·奥乔亚曾告诉她，一个类似邪教的群体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在奥拉比迪亚的一处农庄落脚。起初，那里是一个举办文化和灵性聚会的公社，后来逐渐转向神秘主义活动和动物献祭；仪式变得过于残暴后，埃莱娜便离开了。阿迈娅后来找到了那幢房子，此时它已被翻修成戒备森严的宅邸，住着一对曾是原团体成员的富有夫妇。夫妇承认认识贝拉斯特吉医生，邻居也辨认出他的汽车曾出现在宅邸，但他们没有说明彼此关系的性质。

萨拉索拉神父向阿迈娅讲述了另一个团体的情况，该团体于一九七九年在莱萨卡成立。据一名多年后作出供述的受保护证人称，一名领袖自称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定期造访该团体，并主持涉及巫术、动物献祭和血祭的仪式。证人声称，一对夫妇将出生仅数日的婴儿献给团体，孩子随后被当作仪式祭品杀害。团体后来解散。这项指控被当作严重案件处理，但在法律上尚未证实，不能视为地图已经证实的结论。两则叙述共同表明，纳瓦拉的房屋和城镇既是据称发生仪式活动的地点，也是调查当地关系如何可能将不同家庭联系起来的场所。

证据、机构与地图的局限

这项区域调查既依赖缓慢而细致的地方档案工作，也依赖空间分析。为缩小婴儿死亡案件的范围，调查人员逐个堂区核查洗礼记录，因为相关档案由各堂区的神父分别保管，而且只有在堂区办公时间才能查阅。随着案件不断纳入或排除，统计数字也随之改变。因此，这张地图并非一开始就能发现的完整图示——地图所呈现的内容，取决于对每个孩子的身份和居住地点进行艰苦核实。

其他档案缺漏加深了疑虑，却没有消除疑问。关于阿伊娜拉·马丁内斯·巴永的案件，一份出生证明记载她于一九七九年在收取埃莱娜来信并追查奥拉比迪亚旧宅的埃利松多出生，并将阿尔吉贝尔茨、奥拉比迪亚列为出生地点。调查人员找不到死亡证明或医院记录来支持其家人关于她在英国死亡的说法，家族登记册中也没有她的死亡记录。其据称前往英国的行程同样难以核实。这些缺失因此成为区域调查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动摇了与特定孩子及其家庭相关的说法；但仅凭这些缺失，仍无法确定她究竟遭遇了什么。

这些案件还跨越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机构。萨拉索拉神父告诉阿迈娅，关于莱萨卡的供述最初是在马德里作出的，而据称发生的罪行属于纳瓦拉的管辖范围，并被交由潘普洛纳的一家法院处理。由于指控敏感、可能伤害尚未被证明有罪的人，并涉及安全顾虑，法官下令对调查内容保密；证人在警方和教会的保护下隐姓埋名。这一受限程序有助于解释为何阿迈娅起初掌握的案情不如萨拉索拉神父全面。因此，在小说中，纳瓦拉既是需要绘制地图的实际地域，也是一个信息分散、受到保护且难以获取的司法管辖区。

叙事与历史意义

这张河流地图将地理转化为推理方法。阿迈娅从零散地址着手，检验道路和边界是否能解释这些地点，之后注意到，案件连成的线更贴近水道，而非一条便于逃脱的路线。河流走向提出了新的假设，却不是裁决——调查仍须区分邻近与关联、牵涉与责任。正是这种张力让地貌在调查中发挥积极作用，而非仅仅充当背景。

作者附记指出，小说中有关一个婴儿据称约三十年前在纳瓦拉一处农舍被仪式性杀害的故事，源自一则真实新闻报道。简短的报道记述了一名声称曾与某团体一同参与其中的人作出的供述；作者表示，尸体已不知所终，团体成员则一直遵守沉默誓约。她为这个孩子取名阿伊娜拉，并描述了一个生命沦为几乎被遗忘的名字所体现的不公。写下这则附记时，对阿伊娜拉死亡事件的调查仍未结案。作者还感谢纳瓦拉福尔警察，尤其是纳瓦拉福尔警察的收取埃莱娜来信并追查奥拉比迪亚旧宅的埃利松多警署，强调小说中的区域调查与启发该故事的现实机构背景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