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州刑法手册》

24个比利

《俄亥俄州刑法手册》是一部法律参考书。在为威廉·斯坦利·米利根辩护的过程中,加里·施魏卡特和朱迪·史蒂文森援引手册中的第2945.38条,找到审前收治于利马州立医院之外的一种可能选择,这使该书变得举足轻重。这本书并不判定米利根的精神状况,也不决定其案件的最终结果;它的重要性在于法条措辞准确,使他的律师得以质疑一个关于他可以被送往何处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假设。

辩方手中的手册

在米利根获指派的公设辩护律师施魏卡特和史蒂文森收到一封解聘他们的信后,仍继续前往监狱探望他;此后,这本手册进入了争议。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为心理评估申请到经费,威利斯·C·德里斯科尔医生于1978年1月8日和13日为米利根进行测试。德里斯科尔报告称,米利根的智商为68,并将这一结果部分归因于抑郁症;他诊断米利根患有急性精神分裂症,并称米利根当时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也无法充分协助辩护。他建议将米利根收治入院,以便进一步检查并考虑治疗。

1月19日,史蒂文森和施魏卡特将德里斯科尔的报告提交给杰伊·弗劳尔斯法官,以证明米利根无法协助自己的辩护。弗劳尔斯提议由西南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的司法精神病学部门对他进行检查。辩方担心该中心通常倾向于支持控方,施魏卡特于是要求保证检查中披露的信息仍受保密特权保护。双方与检察官意见不合,一度面临藐视法庭的威胁,之后达成一项有限的妥协——只有米利根出庭作证时,检查中可能对他不利的陈述才可被提出。律师们在这一更广泛的努力中查阅手册,旨在保护当事人并确保他获得适当的精神科评估。

第2945.38条与利马之外的选择

决定性的解读围绕着手册展开。朱迪·史蒂文森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翻阅得很旧的手册,她和施魏卡特轮流将其中内容朗读出来。两小时后,他请她重新朗读第2945.38条的相关段落。她沿着页面逐行读下去,条文措辞区分了两种情形——将当事人收治于法院管辖范围内的一家精神病院,以及法院认为适宜时将其收治于利马州立医院。

施魏卡特抓住了第一项条款:“法院管辖范围内的一家医院。”在他的理解中,法条并未规定利马是唯一可能的收治地点。因此,这本手册提供的不只是一般背景资料——它给律师们提供了准确的措辞,使他们能够质疑自己所认为的那种普遍假设,即审前收治没有其他选择。这段条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措辞为收治于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医院留出了余地,同时将利马列为另一个选项,而非唯一选项。

这番讨论使法律文本变成了一项实际寻找工作的起点。律师们仍需找出另一家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的医院。随后,施魏卡特想起了位于沃辛顿的哈丁医院;服完兵役后,他曾在那里担任精神科助理。他称该院保守而受人尊敬,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关联,并表示连检察官也信任乔治·哈丁二世医生的判断。手册并未证明哈丁医院在法律上符合条件,也不能保证米利根会被送往那里;它为辩方提供了文本依据,使他们得以考虑利马之外的选择,并指明了一家可供调查的机构。

程序性论据,而非临床结论

这本书的作用是具体而有限的——它帮助律师们提出有关检查地点和审前收治地点的问题。这一问题与米利根案件其他环节作出的临床和法律判断有关,但不能与之混为一谈。德里斯科尔的评估针对的是米利根当时理解诉讼程序并协助律师的能力。相比之下,精神错乱裁决关注的是他在被控行为发生时的状况。手册中的条文涉及住院治疗的法定安排;它本身并不能确立任何诊断、受审能力结论或刑事责任判断。

审判期间,弗劳尔斯法官以缺乏佐证证据和相似作案方式为由,驳回了第一项强奸指控。对于其余指控,法院审议了各方约定的医疗证据;这些证据表明,米利根在犯罪发生时患有精神疾病,无法分辨是非,也无法克制自己不实施相关行为。弗劳尔斯裁定米利根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这些认定并未被说成是手册条文的直接结果。它们属于另一项法律裁决,依据的是有关犯罪发生时状况的证据,而非手册提出的审前安置替代方案。

一项日期为1979年12月10日的后续法院命令记载,米利根患有精神疾病,诊断为多重人格,并认定有住院治疗的理由;命令提及他可能伤害自己和他人的风险,以及接受治疗的必要性。这项后续裁定同样凸显了两者的区别——一是法律规定的收治途径,二是作出特定诊断或收治决定所需的证据。现有叙述并未证明第2945.38条适用于这项后续命令。

仔细研读条文的意义

这本手册在叙事中的力量,来自它平常的实物形态与一句受到细致关注的话语所带来的后果之间的反差。它从书架上取下,被翻开、重新朗读,并逐行研读;这里浮现的法律可能性并非源自新的医疗意见,而是源于对法条中两种情形之区别的关注——法院管辖范围内的一家医院,以及利马州立医院。律师们的兴奋反映出一个细节所具有的实际利害关系——它可能改变他们为当事人寻求的选择。

作为故事中的一件物品,这本手册体现了法律是一种需要解释和适用的语言,而非能够自行给出答案的规则。其措辞使辩方得以质疑他们所认为的程序限制,但它既不能解决受审能力争议,也无法预示精神错乱裁决或之后的住院治疗。因此,这本书的重要性具体而有限——在精神科评估、法律程序以及米利根获得治疗的机会紧密交织之际,它为审前安置争议开启了一条可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