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群体的守诺与不说谎规范

内在群体的守诺与不说谎规范既是比利·米利根内在人格之间的道德准则，也是故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力量——承诺可以保护秘密，使与外界人士的关系紧张，并帮助促成从监狱转往精神病院。这一规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主动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它更鲜明的区分在于说假话与隐瞒信息并非一回事，这一区分使忠诚与保密得以并存。

承诺作为义务

当大卫考虑告诉朱迪·史蒂文森正在发生的事时，他要求她答应，绝不向世上任何人泄露他的秘密。朱迪答应了，大卫又追问她是否确认这项承诺会持续一生。这番对话立刻体现出这条规则所带来的个人代价——大卫并不把透露秘密视为获得帮助的简单途径，因为他考虑分享的秘密一旦说出，听者也会受到约束。

大卫开口之后，这项义务依然有效。朱迪认为自己必须告诉同事，才能帮助他时，大卫便提起她的承诺，并把违背承诺等同于说谎。他说，亚瑟和拉根因为他泄露了秘密而生气。朱迪回答说，隐瞒此事可能会让他在监狱里待很久，但大卫坚持认为，承诺比这种危险更重要。他的回应表明，这条规则不只是偏好诚实；它可以支配何种帮助才算可以接受，也会让透露秘密的人付出代价。

艾伦谈到同一问题时，这项承诺的具体条件变得更加明确。他要求只告诉朱迪一人，并让她答应不再告诉其他任何人。朱迪接受了这些条件，随后多萝西·特纳便从监狱直接前往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向朱迪·史蒂文森说明这些条件。这一过程明确划定了保密的界限——允许向一名指定的人透露信息，但这种许可并不意味着可以普遍解除保密义务。

真实、沉默与隐瞒

在与朱迪·史蒂文森和加里·施魏卡特交谈时，亚瑟描述了人格之间更广泛的共同约定。他说，拉根和其他人格不会说谎，并把这条规则与他们曾被指控不诚实的经历联系起来。不说谎已经成为一种荣誉准则。然而，加里质疑了这一主张的界限——这些人格并不总会主动说出真相，而他称之为以隐瞒构成的说谎。

亚瑟否认两者等同。按他的解释，证人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别人没有要求的信息；如果有人直接提问，就应如实回答，否则便保持沉默。他还指出，语言可能含糊不清，因此一个从字面上看真实的答案，也可能被理解成不止一种意思。这番交谈将内在群体的标准与彻底公开信息的规则区分开来。群体成员可以认为自己诚实，同时谨慎控制别人能够知道什么。

大卫与朱迪的冲突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一区别。他并未否认秘密事关重大，也没有否认可能需要帮助；他坚持认为，一旦承诺保密，就不能仅仅因为另一个人认为披露会有益而违背承诺。在之后的讨论中，亚瑟的说法为同一矛盾提供了更普遍的解释——即使外人认为被隐瞒的信息至关重要，沉默仍可能是维护承诺的方式。

为争取治疗而作出的承诺

内在群体之外的人也逐渐理解了这条规范。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告诉杰伊·弗劳尔斯法官，多重人格会信守承诺。这一保证促成了一项具体安排——如果比利·米利根答应不试图逃离哈丁医院，在案件审理期间，他就可以转往那里，而不必继续留在监狱。朱迪·史蒂文森强调，年轻人格需要离开监狱，在医院得到照料。汤米不情愿地作出要求的承诺，部分是为了孩子们。

这一承诺带来了具体的机构安排。比利·米利根于3月16日从富兰克林县监狱转往哈丁医院，比原定时间提前两天。由于乔治·哈丁医生外出，一名医院医生接管了照护工作；多萝西·特纳和朱迪·史蒂文森陪同比利·米利根前往韦克菲尔德小屋。这是一处为需要持续观察和个人照护的患者设立的上锁病房。这次转院并未让这些人格置身于无人看管的环境；相反，他们作出的承诺帮助促成了从一种禁闭形式转入另一种禁闭形式。

汤米的行为也揭示了承诺涵盖范围的局限。转院之前，他把一片剃刀片藏在胶带下，贴在左脚鞋底。他没有主动说出来，因为没人问起；他把自己的保证理解为不逃跑，而不是有义务交代每一件藏起来的物品或每一个隐秘的打算。他打算把剃刀片留作自卫之用，或者交给比利·米利根，让他用来结束生命。按汤米自己的说法，这件秘密武器并不使承诺失效，但它表明，一项承诺可以在得到严格限定义的情况下被遵守，同时那些依赖承诺的人仍对严重危险一无所知。

机构压力下的规则

故事后来将个人承诺与医院施加的正式规则并置。媒体报道及围绕治疗的冲突发生后，社工唐娜·哈德内尔拟定了一份合同，限制比利·米利根的行为和特权。合同禁止他威胁工作人员，限制电话和访客，禁止在房间里放置玻璃制品和锋利物品，将他每周可提取的金额限制在8.75美元，并规定只有在监督下才可使用绘画用品。遵守规定两周后，特权将分阶段恢复。与内在群体依靠承诺的道德约束力不同，这份书面协议通过机构惩罚来确保行为受到约束。

后来的一场危机进一步区分了信任与控制。在比利·米利根和格斯·霍尔斯顿翻过山坡、比利·米利根被制服并送回五号病房的事件之后，一名法官下令将他转往利马州立医院。1979年10月4日，比利·米利根在前往这家医院的180英里路途中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只有时间向大卫·考尔医生道别。这一事件并未抹去先前的承诺，也不能证明同一项承诺适用于此后每一次安置。它确实表明，当官员认为安全受到威胁时，仅凭口头承诺并不能决定机构会如何应对。

意义

这条规范在分裂的自我内部建立了信任，但也使信任变得要求严苛。大卫的坚持表明，承诺甚至可能胜过以保障他安全为出发点的论点；艾伦提出的条件则表明，披露信息可能只在严格界定的范围内获得许可。与此同时，亚瑟的说法解释了这些人格如何能够自称诚实，同时保持沉默并利用语言的含糊性。

因此，这条规则具有双重作用。它为内在群体提供了评判自身行为的标准，也让临床工作者和法律界人士在安排照护时有理由信赖一项承诺。但那片被藏起来的剃刀片以及后来机构生活中的种种限制，使这种信赖无法显得简单或完整。承诺可以为离开监狱打开一条路，却既不能保证信息会被全部披露，也不能消除比利·米利根周围的门锁、监护和强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