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哥伦布袭击案时期

1977年10月哥伦布袭击案时期，是威廉·斯坦利·米利根的内心冲突演变为一连串现实犯罪，并继之以逮捕以及多年有关责任、治疗和公共安全争议的阶段。拉根·瓦达斯科维尼奇声称要为孩子们筹钱，阿达拉娜则在两起袭击中采取行动；这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这些人格并没有共同的事件叙述或目的，但后果却落在那些遭遇占据米利根身体之人的人身上。

背景与控制权的转移

袭击发生前，治疗过程中已经开始讨论这些人格，但诊断尚未公开。在与多萝西·特纳的一次谈话中，艾伦解释说，其他人格通常只知道米利根这个名字，整个群体都用比利这个名字，以免秘密泄露。他还补充说，比利已经睡了很长时间。这番说法表明，这一时期的人格转换并非公众所知之事，而是米利根周围一小群人所了解的隐秘状况。

后来，加里·施魏卡特问对方自己是否正在和汤米说话，得到的回答清楚表明，加里面对的是一个不承认他是律师的人。加里的回应是，无论当时是谁在场，他都打算帮助朱迪·史蒂文森避免身体被关进监狱。这段对话体现了贯穿全案的法律难题——律师可能是在与当时处于意识前台的人交谈，但指控及其后果却落在作为整体的米利根身上。

导致10月袭击的压力既有物质层面，也有心理层面。拉根看见桌上的账单，意识到没有工作收入进账。他认定自己要去抢劫某人，这样孩子们就能有食物和衣服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10月14日星期五黎明前，他把一支史密斯威森9毫米手枪放进肩套，穿上多层衣服，服下三片20毫克比非他明，喝了伏特加，然后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他声称目的是供养孩子；但他选择的手段使陌生人陷入危险。

10月的袭击

在哥伦布（俄亥俄州）跑了11英里后，拉根于早上约7时30分抵达俄亥俄州立大学东贝尔蒙特停车场。他没有特定目标，只是在寻找可以抢劫的人。他看见一名年轻女子从一辆金色丰田车里出来，便转身离开——他并不打算抢劫女性。阿达拉娜一直在里面观察，随后接管了身体控制权。女子俯身到副驾驶一侧取书和文件时，阿达拉娜从枪套里取出拉根的手枪，抵在她的手臂上。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了行动主体的转变——拉根原本是为了抢劫而来，但阿达拉娜介入后，事态便由她推动。

另一次袭击始于10月26日星期三凌晨，拉根再次横穿哥伦布前往校园，因为他需要钱。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考虑过接近一辆警车，但信号灯变了，警员开车离去。随后，他跟着一名驾驶蓝色科尔维特的女子，来到一栋公寓楼后方的停车区域。他此前没有考虑过抢劫女性，但为孩子筹钱的绝望处境已使他的选择日益受限。接下来的叙述记载了他要求她上车；事件并未止于最初的遭遇，后来阿达拉娜把这名女子带到一处偏僻的乡间地点。

在那里，阿达拉娜告诉这名女子波莉·牛顿，她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波莉开始哭泣。阿达拉娜还说她不会伤害波莉，并将自己与那些殴打女性或把她们推来搡去的人区分开来。这些话描述了阿达拉娜试图如何界定自己的意图，但并不能把当时的情形变成双方自愿的遭遇——波莉的痛苦以及绑架的处境仍是叙述的一部分。这起事件也不同于拉根声称的目的——以供养孩子为名实施的抢劫，在阿达拉娜控制身体后变成了性威胁。

另一段叙述围绕唐娜·韦斯特展开，她当时坐在一辆车里，身处偏僻地带。她明白这起绑架并非出于政治目的，并担心自己会遭到强奸、枪击，或两者兼有。男子说他需要一点时间理清思绪时，唐娜仍坐在驾驶座上，想着西德尼和自己的人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的眼泪和恐惧表现出强加于她身上的不确定性，而不能证明她同意或配合。

相互矛盾的陈述与刑事责任

在一次关于审判策略的讨论中，阿瑟主张，根据阿达拉娜的说法，三名女子都曾配合，没有人受伤，每个人都可以逃走，而且钱后来已经归还，她们因此可以获得保险赔款。朱迪·史蒂文森认为这种说法与三名女子的陈述不符。加里·施魏卡特和朱迪不接受所谓配合的说法；他们认为阿瑟描述的是阿达拉娜对所发生之事的看法。这个区别具有重要意义——律师并未把归于某个人格的说法视为可以取代受害者陈述的可靠依据。

阿瑟说，只有阿达拉娜本人能解释她自己的理解，但他也说，由于她做过的事，她已被永久逐出意识所在的聚光灯位置。她不在场，意味着审判团队不能简单地询问她来解决矛盾。因此，叙述保留了彼此冲突的描述，却没有把阿瑟的断言说成已证实的事实。人格各自的解释与女子们的陈述之间存在差异，这成为追究责任时的一部分难题，而不是淡化所报告犯罪的理由。

逮捕、治疗与后续公众反响

丹尼当时正在客厅看电视，逮捕行动便找上了他。一名男子拿着一盒多米诺披萨上门，说自己在找比利。丹尼试图帮他时，那名男子把他猛推到墙上，并用枪顶住他的头；随后警察持枪进入。丹尼被告知有权保持沉默，被带上一辆车，在浓雾中送往警察局。他不明白自己为何被捕，并以为阿瑟、拉根或艾伦很快就会来接他。他的困惑与犯罪及逮捕并列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应把丹尼有限的认知误当成警方或检察官的立场。

后来在医院环境中，工作人员难以应对米利根否认自己做过他们声称亲眼所见之事的情况，也难以处理不同人格名字对其他患者造成的影响。一份日期为3月28日的护理计划要求工作人员在他自称是另一人格时提醒他，他的名字是比利；当他否认弹过钢琴或写过字条时，则以平静、客观的方式回应。该计划显示，机构可以承认观察到的行为，同时不在病房日常生活中把这些不同名字视为独立身份。这与朱迪·史蒂文森和多萝西·特纳早先试图让工作人员直接看见这些人格的做法形成对照。

最初案件没有对媒体公开，但之后诊断也成了公众议题。公设辩护律师和检察官曾同意，公开信息可能使治疗和审判更为困难；9月27日，《哥伦布Citizen-Journal》报披露了此事。米利根被送往雅典精神健康中心后，报纸报道批评他未经监督离院。雅典警察局长泰德·琼斯报告称，社区对此感到担忧；杰伊·弗劳尔斯法官则反对米利根可以随意在外活动。相关报道将人们对袭击的记忆与一个新问题联系起来——治疗安排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

后续法律程序赋予诊断正式效力。1979年12月，艾伦县法院认定米利根患有精神疾病，指出他在思维、情绪、知觉、定向和记忆方面存在严重障碍，并因此损害判断、行为以及辨认现实的能力。法院援引其自杀威胁和近期暴力行为，认定他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命令将其收治于利马州立医院，并指示治疗应符合多重人格现象的诊断。因此，10月的袭击并未随着一连串犯罪的结束而成为过去——这些事件促使人们继续争论究竟是谁采取了行动、应如何治疗这种状况，以及州政府认为有必要实施何种程度的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