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代

2020年代在本书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时期的吸血鬼故事开始格外自觉地面对自身历史。古老信仰、文学创作、电影以及电视惯例被并置在一起，使吸血鬼呈现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形态，而不是拥有单一源头的稳定生物；这种形态受到恐惧、欲望、医学、宗教、审查与改编的共同塑造。

历史氛围

2020年代被置于促成吸血鬼文化说服力的十九世纪世界背景之下。1800年代将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迅速技术变革，与人们对通灵术、降神会、巫术报告及其他超自然解释的持续信心结合起来。吉尔·霍夫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描述为工业发展与探索、“荣耀与罪疚”、首要地位以及对怪诞事物的喜爱相互混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报纸仍可能把巫术作为事实报道。这种张力对后来的吸血鬼传统至关重要——现代观众同时继承了工业社会的科学信心，以及使不可见力量显得可信的古老想象结构。

这种继承关系体现在十九世纪新英格兰吸血鬼恐慌中。结核病以“痨病”的形式在家庭中传播，仿佛正在吞噬受害者的健康；而有限的医学知识促使一些家庭把接连不断的死亡解释为死去亲属返回人间、吸取生者生命力所致。罗得岛州埃克塞特的梅西·布朗案例表明，医学危机如何转化为超自然调查。玛丽·布朗于1883年死于结核病后，玛丽·奥利弗于1886年死亡；梅西与兄弟埃德温感染疾病后，梅西于1892年1月去世。此后，邻居说服乔治·布朗掘出家族遗体。梅西的遗体看起来相对新鲜，是因为她下葬未满两个月，且在寒冬中曾被存放于墓穴内；然而，遗体的分解状况却被当作吸血鬼化的证据。她的心脏与肺部被取出焚烧，骨灰与水混合后让埃德温饮用；但他仍于1892年5月2日去世。在这种恐惧模式中，2020年代继承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当灾难超出理解范围时，解释究竟会追随证据，还是追随那个最能为恐惧设定目标的故事？

对古老神话的重新思考

2020年代也回望那些地方性死亡转化为公共吸血鬼叙事的早期时刻。在十八世纪吸血鬼狂热期间，东欧村庄挖出被怀疑的尸体，并用木桩刺穿它们。1731年，塞尔维亚的一个村庄中有十三人相继迅速死亡。一名医生将死亡归因于营养不良，但居民坚持认为罪魁祸首是吸血鬼，并说服他挖出尸体。他发现尸体几乎没有腐烂迹象，部分尸体口中似乎有血，且遗体显得异常丰满。随后，约翰·弗吕金格与其他来自维也纳的医学及军方见证人被派往当地；他们的观察帮助把地方信仰转化为有记录的案例。这一事件表明，“证据”可以在一个早已由迷信组织起来的框架内部生成——尸体确实接受了检查，但检查未必会取代吸血鬼解释。

奥古斯坦·卡尔梅的作品展现了这种转化的另一阶段。这位本笃会修士于1672年出生在洛林，作为学者受到尊敬；他在1746年与1751年出版并扩充了一项关于天使、恶魔、幽灵、复生者与吸血鬼的研究。《幻影世界》援引了《犹太书简》等文献中的记载，其中包括一则来自匈牙利的报告；该报告得到与贝尔格莱德有关的官员以及一名声称亲眼见证相关程序的帝国军官的证实。卡尔梅的学术研究并没有简单地把民间传说与事实分开，而是将超自然报告保留在学术与宗教调查之中。因此，2020年代继承的是一种传统——吸血鬼反复跨越村民证词、医学报告、教士调查与文学史之间的边界。

改编与文化记忆

2020年代最直接的体现，是由马克·加蒂斯与史蒂文·莫法特编剧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剧《德古拉》改编版。该版本起初将德古拉伯爵呈现为一个毫无疑问的邪恶不朽者，但随后逐渐揭示出一个受到定义自身的神话困扰的人物。他迷恋太阳，并要求乔纳森·哈克描述太阳；后来，他在另一名受害者的房子里通过电视观看日出。他畏惧十字架，似乎没有邀请便无法跨过门槛。然而，在最后几幕中，这些障碍大多被揭示为德古拉数百年来相信吸血鬼故事的结果。他对十字架的恐惧仍然真实存在，但这部改编作品使“信仰”本身成为怪物弱点的一部分。

该剧为这种弱点提供了历史与心理上的解释。德古拉曾以受教育程度较低、深信宗教教义的农民为食，并吸收了那些被他杀死之人的恐惧与信念。当他在当代遇到佐伊·范海辛时，他开玩笑说迫不及待要吃掉无神论者；而佐伊以不同方式解读他的脆弱性——她认为他的状况不仅是受到他人信仰感染，也是一种羞耻，尤其是因无法面对死亡、无法真正死去而产生的羞耻。因此，这一改编将熟悉的吸血鬼规则转化为文化传播的记录。即使神话的字面主张是虚假的，它仍可能控制其所谓的化身，因为数百年的信仰已经使这种虚构在心理上产生效力。

这种自觉也延伸到吸血鬼表现形式的更广阔历史。《吸血鬼》（波利多里小说）于1819年出版，将拜伦未完成的片段转化为约翰·威廉·波利多里的故事——鲁思文勋爵与奥布里结交，并袭击奥布里身边最亲近的人。杂志错误地把故事归于拜伦名下，并以鲁思文之名强化了该人物与拜伦公共形象之间的联系。波利多里否认这种署名归属，而错误的作者身份也有望带来更高销量。这一事件表明，吸血鬼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声誉借用与商业神话制造的中介影响。在2020年代，这段历史使改编显得不太像偏离某个原作，反而更像误归作者、修订与文化循环链条中的又一次转折。

媒体、技术与吸血鬼形象

这一时期的意义也来自与电影的比较。弗·威·茂瑙于1922年推出《诺斯费拉图》；由于弗洛伦斯·巴尔科姆拒绝授权改编布拉姆·斯托克的小说，茂瑙便将德古拉伪装成另一部作品。电影更改了姓名与细节，却保留了足够多的情节，使其来源无法掩盖。普拉纳电影公司面临版权诉讼，并被命令销毁所有副本；然而，一份胶片已经逃脱，并在国际范围内流传。因此，所有现存副本都源自那一份幸存品。这个故事赋予技术复制一种近乎吸血鬼式的逻辑——受到威胁的影像通过逃离试图消灭它的机构而存活下来。

托德·布朗宁于1931年推出的《德古拉》确立了更持久的公众形象，贝拉·卢戈西将嗜杀而注定毁灭的伯爵演绎成经典吸血鬼的范本。后来的审查甚至改变了有声版本。1936年《德古拉》重新发行时，海斯法典要求删剪内容，其中包括伯爵临死时的呻吟声，以及一个向观众保证吸血鬼存在的结尾。与2020年代相比，这种差异十分明显。当代改编作品能够公开探讨性欲、宗教创伤、心理羞耻以及吸血鬼规则的人为构造性；而较早的电影则必须在道德界限内同时收束情色暗示与超自然暗示。

媒体与恐惧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电影。1954年，《每日镜报》推动一种观点，声称恐怖漫画应对戈巴尔斯吸血鬼歇斯底里负责，并暗示格拉斯哥可能寻求全面禁令。一份政府秘密备忘录后来承认，根据1857年淫秽出版物法，这类漫画并不属于“淫秽”，但认为它们会伤害儿童，应受到类似限制。到了2020年代，吸血鬼已经穿行于报纸、漫画、电影、电视、小说与流行音乐之中，但其背后的机制仍然清晰可辨——某种媒介被指责把表现转化为行为，而公共焦虑则把一个故事转化为社会威胁。

2020年代的意义

2020年代并没有解决吸血鬼究竟应被理解为怪物、隐喻，还是讲故事的产物这一问题。本书反而将英国广播公司的困扰型德古拉，与其他现代吸血鬼的道德暧昧并置。德古拉伯爵可以被呈现为彻底的杀人者，同时又拥有关于爱与失落的悲剧性历史；当代吸血鬼可能避免饮用人血，却仍然越过道德边界；他们的吸引力也可能恰恰源于拒绝服从普通社会规则。因此，吸血鬼叙事迫使观众比较超自然捕食与人类暴力及欲望，从而使道德判断变得不稳定。

因此，这十年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年代顺序，而在于解释方式。它把吸血鬼历史视为层层累积的过程——医学误解变成民间传说，民间传说变成文学，文学变成电影，电影变成受到审查的公众形象，而电视又回过头来揭露形象底下的运作机制。2020年代将吸血鬼呈现为一种不仅受到死亡困扰、也受到累积故事困扰的生物——其所谓规则、身份、欲望与弱点，持续由那些相信、恐惧、批评并享受它们的文化制造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