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这么做吗？

“我们能这么做吗？”约翰·蒂勒在纪念医疗中心向凯伦·温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即将给仍然活着的患者用药。这个问题起初是在紧急情况下寻求道德确认，事后又成为关于责任、法律以及所发生之事的长久代价的问题。它的力量部分来自这种变化——话语依旧，但它所指的决定无法抛在身后。

注射前的问题

医院当时的紧急状况构成了这一幕的背景。许多患者没有静脉输液通路；温和安娜·普曾要求提供静脉导管，却没有要求提供为无法饮水的患者补充水分所需的输液液体和管路。蒂勒试图为靠近窗户的患者建立静脉通路时，他们的血压低得血管已经塌陷。他们看起来毫无生气，却仍在呼吸，其中一人还轻声呻吟。

蒂勒必须在床边采取行动，而这与抽象地思考一项原则截然不同。他信任温的重症监护经验，也信任她担任医院伦理委员会负责人的领导能力。温认为，给患者用药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需要舒适照护。她的回答给予了蒂勒所寻求的认可，却没有让这件事变得简单，也没有卸下他作出判断的重担。

蒂勒使用的吗啡和咪达唑仑剂量高于他平时在重症监护病房使用的剂量。大多数患者在几分钟内死亡。一名体格魁梧的黑人男子呼吸仍然费力，在追加吗啡后仍继续呼吸。蒂勒认为总剂量可能已达到100毫克；他与温一同祈祷，并猜想男子血液循环不佳，可能使药物无法起效。随后，他用毛巾盖住男子的脸。不到一分钟，患者便停止了呼吸。

从道德疑虑到后果

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蒂勒后来回忆说，捂死那名男子违背了他内心深处的一切，是他从未想象自己会做的事。尽管他当时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却仍不断质疑——患者是否有意识，他是否无论如何都会很快死亡，以及窒息是否过于残酷。这句反复浮现的话将这些疑问凝聚在一起，却没有给出答案。

那个星期四晚上，蒂勒乘直升机离开医院，抵达一座机场；那里挤满了从医院和疗养院撤出的患者。许多人在呻吟或一动不动；有些人需要氧气、呼吸治疗师或呼吸机，另一些人则与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失散。那一夜，呻吟声、尖叫声和死亡接连出现，人们没有时间转移遗体。面对这些苦难，蒂勒重新确信自己的道德判断——他相信，如果没有在纪念医疗中心给患者用药，他们就会在那里受苦并死去。这样的对比让他有理由坚持自己的决定，却没有抹去先前的问题。

灾难过后，这句反复浮现的话从道德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蒂勒的家被毁，纪念医疗中心关闭，他也失了业；与此同时，总检察长的调查仍在继续，他必须设法筹钱支付律师费用。在十二月的一次纪念医疗中心医生会议上，与会者正讨论医院是否可能重新开放，蒂勒读了一封信，信中称泰尼特并未同意承担他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用。他的律师认为，尽管蒂勒是签约医师而非直接雇员，泰尼特仍有权支付这些费用。这个问题如今还涉及谁要承担这一决定的后果，以及谁会支持作出决定的人。

问题的余波

余波并不只落在蒂勒身上。温的律师为她可能出席大陪审团作证作准备，向她解释可能遇到的问题类型，并帮助她把叙述理清、保持前后一致。谈论这些事情有时就像重新经历一遍；有些会面之后，温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重新觉得自己能够继续生活。她怀疑自己和同事都在承受卡特里娜相关创伤后应激障碍。她曾在这家医院工作了二十五年，如今不再愿意承担护理管理的责任，并觉得自己有一部分灵魂留在了那里。

吉娜·伊斯贝尔也始终忘不了自己照护过的患者。她做噩梦，因援助来得太迟而愤怒、苦涩，并认为这场风暴永远改变了自己。然而，直升机坪上的一段记忆始终留存——罗伊·库洛塔那位八十七岁的祖母告诉伊斯贝尔，如果自己第二天还活着，那是因为她的缘故。伊斯贝尔仍然相信，自己和同事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她说，如果有人请求，她仍会在另一场风暴中服务。她的讲述并未替蒂勒回答那个问题，而是展现了这场紧急事件如何继续塑造那些曾在其中采取行动的人。

蒂勒后来自身遭遇的医疗危机，使他推理中的核心区别更加清晰。在数周镇静期间，他经历了怪物和豆荚般物体构成的噩梦般幻象，反复觉得自己身处水下，奋力想浮出水面，却有人把他往下推。一名照护过他的护士认为，他似乎对自己在纪念医疗中心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懊悔；但蒂勒后来否认自己有过这种感受，并表示他仍然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对的。尽管他的预后严峻，也出现了多种与低存活率相关的迹象，他的病情仍有可能逆转。他认为，若有患者处于自己当时的状况，他会继续治疗，因为存在康复可能这一点，使他的病情有别于他在纪念医疗中心面对的病例。因此，反复出现的问题依然没有定论——它记录了一个犹豫的时刻，但无论是那份犹豫，还是随之而来的苦难，都无法提供一个单一而最终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