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与艾玛追查罗珊的医院记录

布兰登·沃克和艾玛·奥罗斯科寻找罗莎安·奥罗斯科医院记录的过程，将数十年来的记录缺失变成了新的调查线索。这些记录本应确认罗莎安在1970年7月接受阑尾切除术时由谁诊治；然而，医院否认她曾住院，这与仍然留存的艾玛本人记录相矛盾，也重新引发了她对医院内部曾发生某些事情的怀疑。这次搜索将一位母亲迟来多年的寻求答案，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是谁保留、掌控了保留地上一桩罪案的证据，又未能据此采取行动。

记录与疑问

布兰登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一项由拨款支持的研究曾将塞尔斯印第安卫生服务医院现存的健康记录录入计算机系统。这项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关的研究，旨在将托霍诺奥哈姆族人的长寿情况与其他人群进行比较，并追踪保留地居民死于哪些疾病。记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该项目与部落赌场经营所得的资金一道，帮助医院建成了肾透析中心。对布兰登而言，这项研究的实际调查价值更为直接——只需敲几下键盘，就应该能调出罗莎安1970年7月的阑尾切除记录。

然而，记录可查不等于能够查阅。布兰登预料，若由他提出请求，可能会遭到礼貌的推托。作为外来者，他认为工作人员或许会看着他的脸，对他以礼相待，却仍否认有如此久远的记录。因此，他希望艾玛能够亲自取得资料。这一区别对调查很重要——计算机档案或许保存着过去，但谁能查阅，仍取决于由谁提出请求，以及那个人受到怎样的对待。

这次搜索源于艾玛决定开口说话，结束多年来的沉默。布兰登初次见到她时，没有直接提问，因为他知道，在托霍诺奥哈姆族人中，这样做可能会被视为无礼。艾玛解释说，她的丈夫亨利·奥罗斯科曾劝家人忘掉痛苦的过去。如今他已经去世，她想知道女儿究竟遭遇了什么。她的迟疑并未削弱她的决心——她很难说出“谋杀”一词，但她已经前来追查此案并寻求帮助。

艾玛的探访与缺失的记录

布兰登带艾玛前往医院，却没有站在一旁看着她提出请求。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白人男子在旁施压，她成功的机会会更大，于是便在入口处等候。尽管他有意低调，却仍很难不引人注意；进出的人都警惕地看他。从他站立的地方，他能看见两人低声交谈，也看见职员在艾玛说话后敲打键盘。职员一次次停下来摇头，布兰登由此推断，她在拒绝艾玛的请求。

最后，一次新的检索带来了不同的回应。职员微笑着打印出几页资料，交给艾玛。走出大楼后，艾玛解释了其中的矛盾——职员称没有罗莎安·奥罗斯科曾经住院的记录，这似乎说明旧档案可能已经遗失；但艾玛本人的记录证实，她曾三次住院。记录列出了她生下安德莉亚和罗莎安时的住院情况，以及十五年前接受子宫切除术时的住院情况。因此，文件并非只是没有回答问题；它表明医院保留着艾玛的病史，而据职员所说，却没有罗莎安的住院记录。

艾玛将这一出入视为医院里可能有人参与其中的证据。布兰登提醒她，单凭记录缺失还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尽管如此，艾玛还是将那次无法解释的妊娠与自己听闻医生虐待病人的传言联系起来。她记得，罗莎安离世后才传出这类传闻；她曾怀疑传闻是否与女儿有关，但丈夫劝她不要纠缠过去。她的叙述让查找记录一事从索取常规文件，变成了明确的调查方向——罗莎安的妊娠是否可能源于她住院期间遭受的虐待。

从悬而未决的问题到调查线索

这次搜索有其局限。艾玛无法说出罗莎安的医生是谁。她记得那些医生都很年轻，只待了几年，还清大学贷款后便离开了。布兰登回应说，医院的工作人员记录应该能显示哪些医生曾在那里工作，以及他们的任职时间。他询问罗莎安何时住院，以便缩小调查范围；这样一来，缺失的病人记录便成了障碍，而不是调查的终点。艾玛的记忆提供了时间和怀疑；如果能够查阅工作人员记录，就可能找到医生的姓名。

读者也会得知，这种怀疑并非仅仅基于传闻，而是有令人不安的事实依据。拉里·斯特赖克曾是一个年轻医生团体中的成员；他们在给女病人使用镇静剂后对她们施以虐待。就罗莎安一案而言，拉里使用避孕套未能避孕；他隐瞒了发生的事情，后来妊娠检测呈阳性。艾玛和布兰登在交谈中并未发现这一解释，而医院记录的缺失也不能证明此事。读者所知与调查人员所能证实的情况之间的落差，使查找记录的过程充满张力——被隐瞒的往事确实存在，但仍须通过证据将其查明。

这项调查发生在管辖权不一、保留地凶杀案遭到忽视的历史背景下。人们认为罗莎安是在保留地上遇害，因此此案不属于皮马县警长办公室通常的管辖范围，便留给联邦或部落调查人员处理。布兰登记得，部落警察部队缺乏训练、设备和经费，而联邦调查局对保留地谋杀案的调查往往流于形式。这一背景本身无法解释医院记录为何缺失，但它说明了最初的调查为何收效甚微，也解释了为何如今艾玛的个人记忆必须承担起官方调查未能完成的工作。

后果与意义

布兰登谨慎看待医院虐待的可能性。他告诉艾玛，这个推测或许不会有结果，但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着手之处，随后再次询问她是否记得医生的姓名。她不记得。于是，他转而考虑查找医院的人员记录，以确认罗莎安住院期间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医生。这次搜索由此扩大了案件的调查范围——问题不再只是是谁杀害了罗莎安，还包括她死前发生了什么，以及是否有医院职员在她脆弱无助时接触过她。

艾玛的角色并非只是为布兰登的调查提供信息。是她启动了调查，坚持认为记录缺失有误，并将无法解释的妊娠与自己听闻的医生行径联系起来。布兰登保持克制——在她与职员交谈时等候，之后又提醒她不要把怀疑当成证据——使两人的合作得以展开，同时保留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他带来调查经验；她则带来一位母亲的记忆，以及对那段遭人压下的家族往事的主导权。

这次搜索还引向一项艰难的证据处理决定。后来，为了查明罗莎安未出生孩子的身份，艾玛让萨姆·塔什昆斯和她的孙子在天黑后挖掘遗骸，而没有等待部落议会许可。这一行动并非医院文件所能解决，也使证据能否在法庭上使用变得更加复杂。它显示了查找记录过程中同样的拖延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压力——艾玛寻求答案和可供检验的线索，布兰登则必须兼顾家人的需要与证据的完整性。因此，这一情节的决定性结果并非案件告破，而是出现了一条明确的新调查路径——从一份受到质疑的医院记录，延伸到可能曾为罗莎安诊治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