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Carey与Clutton的艺术同伴关系
人性的枷锁菲利普·凯里与克拉顿的艺术同伴关系在巴黎逐渐发展,两人都沉浸于绘画之中,性情却迥然不同。菲利普被克拉顿看似独创的风格吸引,并认真倾听他对艺术实践的严苛看法;而克拉顿既不轻易与人亲近,也不提供令人宽慰的评判。他们的交往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消除了菲利普对艺术的疑虑,而是因为克拉顿的榜样使人难以忽视不妥协地献身艺术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巴黎艺术界相识
菲利普在巴黎画室和咖啡馆聚集的学生与艺术家中遇见克拉顿。在格拉维耶餐馆,人们谈论绘画标准的变化,年轻艺术家争论古代大师与现代流派。克拉顿身处这一圈子,却没有表现出常伴随其中的社交热络或自我推销。他的外貌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他的生活已被削减至最基本的需求。他面容憔悴,瘦得厉害,骨架粗大,尖削的肘部从破旧外套下突出来,裤子磨损,靴子打着补丁。
克拉顿的举止和外貌一样与众不同。普赖斯小姐帮菲利普练习素描时,克拉顿开玩笑说,她因为他的幽默而不喜欢他,因为他有天赋而厌恶他。这番自夸虽带着戏谑意味,却也揭示了围绕着他的紧张感——他把艺术上的卓越视作一种内在而难以证明的东西,而非通过公众认可获得的地位。起初,菲利普只在画室和餐馆见到他,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猜想他身后藏着的是深厚的个性,还是高明的伪装。
年轻艺术家的谈话将克拉顿所在的圈子与一场更广泛的审美之争联系起来。印象主义日益兴盛,学生们开始嘲笑拉斐尔和旧学院派标准;莫奈、马奈和德加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观看方式。菲利普参与这些争论时,仍在修正自己的判断。克拉顿对他的重要性,部分就在于这种标准未定的氛围——什么才算好画并无定论,名声和继承而来的权威也都无法保证艺术家的价值。
不平等的亲近与艺术上的缄默
菲利普和克拉顿是同伴,却谈不上亲密无间。在格拉维耶餐馆用餐时,以及在凡尔赛咖啡馆或丁香咖啡馆度过的夜晚,克拉顿通常沉默寡言、言辞尖刻,只有在能讲出挖苦人的笑话时才开口。他只和少数自认为值得交谈的人谈绘画,也不轻易展示自己的作品。菲利普常常见到他,却无法确定他的沉默背后是什么。这种模糊不明既令人着迷,又使人感到疏远——克拉顿或许确实独具匠心,也可能只是用这种态度来抵御他人的审视。
菲利普对他的兴趣,因他与劳森的对照而更加强烈。菲利普与劳森日渐亲近,劳森爱读书、看戏,对音乐热情洋溢,很容易与人相处。克拉顿则始终更加难以捉摸。他在巴黎的几间画室工作过,留在阿米特拉诺画室,是因为在那里不会有人打扰;他既不寻求建议,也通常不给别人建议。有人传说,他在坎帕涅普雷米耶街的小画室里收藏着了不起的画作,但他没有模特,只画静物。劳森称赞他的一幅苹果静物画是杰作,克拉顿本人却不肯让人查看自己的作品。
他的工作方式让他的完美主义有了具象的表现。有时,某个细节——一条前臂、一只脚、一只玻璃杯或一只茶杯——令他满意,他便把那部分从画布上剪下来,把其余部分毁掉。因此,有访客要求看他的画时,他确实可以说自己没有画作可供展示。菲利普明白,克拉顿正在努力发展个人的绘画与观看方式,受到一位在布列塔尼遇见的画家的影响,并转而背离印象主义。然而,旁人很难衡量他的追求——他留下的碎片显示出苛刻的标准,而没有完成的作品则使这些标准与艺术上的停滞密不可分。
克拉顿的绘画观
菲利普请克拉顿看看他的画时,克拉顿拒绝了。他认为,要求别人批评作品的人通常只是想听赞美,而画作究竟好还是坏,对艺术家并无多大意义。在他看来,绘画是一种内在冲动——艺术家在所见之物中感受到某种东西,因而受到驱使,想用线条和色彩将其表达出来。公众的反应无法界定这种必要性。画作可能被沙龙拒绝;即使获准展出,也可能只被匆匆看上一眼;或者被一个几乎不看它的人买走。这些结果都触及不到艺术家作画的缘由。
克拉顿也认为,艺术判断会随历史而变化。画家改变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后来者又会再次改变这些标准,而公众则可能用前一代的惯例来评判新的画家。巴比松画派和莫奈的例子使这一观点具体起来——人们一旦学会以某种方式观看树木,另一种画法就可能被误认为没能描绘树木。艺术家并非只是照搬一种早已定型的自然。艺术家的观看方式有助于决定自然如何呈现在他人眼前。
这番观点既吸引菲利普,也令他不安。克拉顿坚持绘画源于内在的必要性,使外界批评显得不足以为凭;然而,对于一个必须决定自己是否有足够能力继续画下去的人,这种观点几乎无法带来实际慰藉。菲利普自己也在疑惑,一个平庸的画家是否有理由坚持下去,尤其是因为在其他行业里,能力平庸的人或许仍能谋生。克拉顿的辩护回答了艺术家为何作画,却没有回答菲利普迫切面临的问题——他能否靠绘画过活,又不必创作出足以证明那些艰辛值得的作品。
疏远与菲利普想象中的未来
克拉顿与格拉维耶餐馆那群人渐渐疏远,越来越独自生活。菲利普猜想,他或许是想借此理清自己作品中逐渐成形的新观念;弗拉纳根则提出另一种解释,说克拉顿恋爱了,但他冷峻的作风令菲利普难以相信。两人之间并没有正式决裂,但克拉顿的孤立日益成为他们之间的隔阂,也使他远离那群更善于交际的艺术家。
菲利普把这种生活方式可能造成的后果投射到克拉顿身上,对他的看法也逐渐变得阴暗。他想象二十年后的克拉顿变得愤世嫉俗、孤独、粗暴且默默无闻,仍留在巴黎,因为这座城市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他在一个小圈子里以刻薄的言辞压人,同时与自己和世界抗争。在菲利普想象的未来中,一个愈发遥不可及的完美理想使克拉顿几乎创作不出什么作品,或许最终还会酗酒。菲利普并不认为仅仅贫穷或默默无闻就足以证明失败;如果这样的生活能创造不朽杰作,他认为它仍有其正当性。令他恐惧的是,牺牲一切却一无所成。
这种对照凸显了菲利普自身的不确定。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仅有的一生过得成功;不过,他并未把成功简单定义为金钱或名望,而仍在考虑如何丰富经历、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克朗肖赠予菲利普的波斯地毯所带来的记忆再次浮现——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发现其中的意义。菲利普借此权衡一生究竟应当成就什么。克拉顿体现了一种可能的人生图案——忠于艺术愿景,最终走向孤立与受挫的完美主义。因此,菲利普与他的交往成了菲利普反复思量中的一个试金石,揭示出为艺术而创作的理想,与艺术家能否承受牺牲这一切的现实问题之间的距离。
同伴关系的局限与意义
克拉顿并未成为一位可靠的导师。他拒绝评判菲利普的画作,使菲利普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直接艺术评断;他的哲学则提供原则,而非实际指导。福瓦内告诉菲利普,他勤奋而聪明,却没有天赋,终将平庸;克拉顿拒绝给出的判断,最终由别人作出。菲利普此后的危机不能全归因于克拉顿的影响,但他们的交往已使人明白,赞扬或批评都无法单独解决艺术志业的问题。
后来菲利普从劳森那里听到的消息,也令这段关系显现出另一层意义。克拉顿回到巴黎,与所有人都吵翻了,住在植物园之外的一间小画室里,也不肯展示自己的作品。劳森无法判断他究竟可能是个天才,还是已经失去理智。这番话印证了菲利普曾经担忧的境况——退隐、冲突、贫困,以及不向公众展示的作品。这并不能确定克拉顿是否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因为相关证据仍无从得见;但这种不确定本身,正是他们同伴关系的核心。菲利普仍然尊重克拉顿的独创性,同时怀疑艺术家主动选择的孤立是否会吞噬那种足以证明其牺牲值得的成就。
与菲利普生活中其他轻松自在的关系相比,他与克拉顿的交往以彼此接近却缺乏情感上的敞开为特征。菲利普观察、揣测,并想象一个拒绝让人轻易了解自己的男人将来的命运。克拉顿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具力量的艺术独立榜样,也给了他警示——抵制市场与公众舆论,或许能保护艺术家的私人愿景,却也可能令他得不到认可、同伴情谊,甚至无法完成作品。因此,他们的交往使菲利普的艺术危机转化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当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与艺术纯粹性都无法保证满足时,一个人该如何塑造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