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ard在中央公园写成《是我，埃迪》

爱德华·利莫诺夫开始写作《这是我，埃迪》时，正躺在中央公园的草地上；他失去的生活和前途未卜的未来，都成了一本书的素材。每天早晨，他躺在那里，从天空望向第五大道的露台，观察周围的人，并写下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这一举动让岌岌可危的当下转变为一种可能的文学未来——他知道这本书正在成形，并相信它是自己唯一的机会。

公园作为观察点

每天早晨，利莫诺夫都会走到中央公园，坐在草地上，把装着笔记本的塑料袋当作垫子。他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头顶是天空；天空之下，是第五大道建筑的露台，其中包括利伯曼一家的世界。他已不再把那个世界视为自己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它仿佛属于遥远的过去——仅仅一年前，他还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作家，也是塔妮娅的丈夫；这位美丽的女子即将成为名模。如今，他是个流浪汉。

从这个低处望去，他观察人们，试着判断他们能否摆脱自身处境。在他看来，流浪汉没有这样的希望。坐在长椅上吃三明治的公司职员和秘书或许会升职，但不会有多大出息——而且，他认定，他们从未指望过什么。两个年轻知识分子在打字稿上的剧本页上涂写，似乎相信自己的对白和角色；也许这份信念能让他们一路走到好莱坞，那里有游泳池、女明星和奥斯卡奖。他的判断把公园变成一幅社会全景，也暴露出他自己的预测有多么不确定——他评估陌生人的可能未来，却无法判断自己的故事究竟才刚开始，还是已经走到尽头。

从观察到书页

公园里的其他居民难以被轻易归类。一群波多黎各人在草坪上搭起营地，铺着毯子，带着晶体管收音机、婴儿和保温瓶。利莫诺夫认定他们会留在原地，随即又想到一种令这种确信动摇的可能——也许眼下的牺牲能让那个还穿着脏尿布、哭个不停的婴儿在学校里表现出色，最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或成为联合国秘书长。这个想象极为大胆，却赋予了眼前场景力量。即使是那些起初被他视为注定停留原地的人，也无法与种种可能性彻底割裂。

他也用同样的问题审视自己。他穿着白色牛仔裤，带着叙述所说的黑色念头，心里琢磨，在纽约当流浪汉究竟是浪漫人生中的一章，还是整本书的终结。他掏出笔记本，把胳膊肘支在草地上，抽着从一名他认识的小毒贩那里买来的大麻烟卷。随后，他开始记录脑海中已有的素材——福利办公室、温斯洛酒店、俄罗斯移民圈里的失落灵魂、塔妮娅，以及把他带到如今境地的道路。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在意文风。写作持续下去，他写完第二本笔记本，又写第三本。

这本书所代表的可能未来

变化并不在于利莫诺夫摆脱了贫困，或消除了不确定感。变化在于，他开始把两者转化为文字。他对他人前途的观察，逐渐让位于对自身过往的实际记录——地点、关系和境况进入笔记本，成为一个故事中彼此相连的部分。他昔日的社会地位与如今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为这本书勾勒出清晰的前后转变；与此同时，他所提出的疑问——这究竟只是一章，还是故事的终结——仍然没有答案。

利莫诺夫意识到，这些笔记本正在变成一本书，并认为这本书事关重大——在他看来，它是自己唯一的机会。因此，写作既意味着《这是我，埃迪》的开端，也是在回应他昔日生活似乎已彻底终结的现实。中央公园并未许诺成功；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地方，让他可以观察、回忆并继续写下去。草地上开始的并不是一份已经完成的手稿，而是素材的不断积累；借由这些素材，看似已经完结的人生或许终究能够成为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