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来世与未知

死亡、来世与不可知之事，在沃尔特·穆迪与奥贝尔·加斯科因谈论埃默里·斯泰恩斯时交汇在一起——没有尸体，就无法确认死亡；没有确认，谋杀的可能性也无法定论。这段谈话从一个具体线索——失事的戈德斯比德号上的货物已经清理完毕——转向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死亡对仍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无论调查还是猜测，都无法弥合可能发生之事与可知之事之间的鸿沟。

尸体失踪，罪案未决

谈话始于穆迪得知戈德斯比德号上的货物终于清理完毕。他曾以为斯泰恩斯可能在失事船上，并预料如果确实如此，他的尸体就会在船上货物中被发现。没有发现尸体，削弱了这一预期，却并未确定斯泰恩斯的命运。加斯科因认为，受伤的人或许能爬到舱口，随后被海水卷走，尤其因为失事的船并未完全沉没。在他的解释中，大海为证据的缺失提供了一种合理说法，却没有证实死亡确已发生。

加斯科因也考虑了一个更黑暗的可能性。弗朗西斯·卡弗曾多次划船前往失事船只，加斯科因指出，有人可能有机会蓄意安排溺水事件。但这仍然只是猜测——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确认凶手。穆迪把信对折，再折一次，用拇指沿着折痕抹过，同时意识到证据的局限。他大意是说，这案子证据薄弱，因为既没有可以证实罪行的死者，也没有能够确认其责任的凶手。因此，尸体失踪不只是现实层面的障碍，也使意外与蓄意安排之间的界线无从辨明。

拒绝确定

谈话没有把这场失踪说得比实际情况更确定。加斯科因设想，斯泰恩斯也可能被发现于沟底，颈部骨折，却没有遭受其他伤害。与谋杀的说法相比，这种可能性显得格外平常——死亡可能源于意外，而围绕死亡的疑虑也可能全然错置。穆迪承认，他和加斯科因都没有见过斯泰恩斯，却希望这件事是一桩谋杀。若只是简单的意外，他们会感到失望。他们的渴望表明，即使证据毫无依据，人们也很容易在寻找解释时偏爱戏剧性的说法。

当穆迪回想起就在那天下午之前，他还半信斯泰恩斯仍然活着，或许就在失事船上等待救援时，谈话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货物清理完毕，推翻了他的希望，却无法确切说明发生了什么。他如今认为斯泰恩斯很可能已经死去，且尸体无法寻回；他说，自己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参加莉迪亚·威尔斯当晚举行的降灵会。搜寻实体线索无果之后，降灵会许诺了与死者接触的机会，或者至少带来消息的可能性。然而，文段并未证实死者能够说话。渴望接触不可知之事，与有证据证明这种接触可能实现，仍是两回事。

生者想象来世

穆迪对降灵会的兴趣，使他把来世描述成一种或许沉闷的状态，而非令人宽慰的奖赏。他推想，人们一生都在思考死亡；如果没有这件事可供回避、延缓或思索，便再没有什么可做，而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这种说法中，死亡赋予人的注意力以形状。死亡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终结生命，也因为对死亡的预期组织着生者的生活。

加斯科因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死者或许能够观察生者。穆迪认为这会是一种孤独的处境，想象一个人知晓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却无法触碰或改变任何事。他的反对意见使来世想象中的知识与其说是一种特权，不如说是一种剥夺。无所不知却无能为力，会切断意识与关系、后果之间的联系。两人并未得出确定的神学结论；相反，他们各不相同的猜想揭示了各自对死后延续存在的恐惧——穆迪害怕厌倦，而无能为力地旁观则是更孤立的一种处境。

星辰、誓言与知识的界限

加斯科因把新西兰原住民的一种传统带入谈话——灵魂死后会化为星辰。穆迪回应说，这是他迄今听过最能说服他接受这一传统的说法。这段交流短暂地赋予来世一种不同于降灵会所设想的形态；后者想象某个特定死者归来，而灵魂化为星辰则意味着转化，而非来访。不过，两人只是把这当作一种信仰的说法，并未视其为这一场景所证实的事实。

即将举行的降灵会，将死亡的不确定性与证词问题联系起来。穆迪知道，安娜·韦瑟雷尔将在另一名男子的墓前宣誓，而他和加斯科因将被排除在聚会之外。他把预期中的誓言比作抹大拉的玛利亚在空墓前作证，并回想起最初有关升天的消息来自一名女子的誓言，而且起初遭到怀疑。这一对照将女性的证词置于缺席与信念的交界处——空墓本身并不能解释发生了什么；即便证词是唯一可得的叙述，也仍可能遭人质疑。因此，这一段没有解答核心问题——斯泰恩斯是否已经死亡、他是如何死亡，以及死亡之后有何存在——而是展现了生者为何仍在确定性无法企及之处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