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8年汗病席卷英格兰

汗热病疫情在叙事中被称为“汗病”，既是一再出现的医疗紧急状况，也体现了都铎王朝统治周围的恐惧。玛格丽特·波尔所处的世界里，没有人能解释病因或找到疗法，但疾病威胁着儿童、家宅、城市和王室宫廷。它致命的名声使每一次原因不明的发热都可能预示灾难，而民间信仰则将这种疾病视为针对都铎王朝的凶兆。

一种令人恐惧且鲜为人知的疾病

叙事将这种疾病与使亨利七世登上王位的军队联系起来。人们说，疾病跟随都铎军队而来，在全城聚集欢迎国王时，几乎使伦敦人口尽失。叙述将此作为一种民间解释，而非已确定的医学病因——人们归咎于士兵和旅人，但疾病本身仍然神秘莫测。它发作迅速，正是其令人恐惧的核心。健康的人可能在一昼夜之内病倒，不论年长年幼，也不论体魄强健或虚弱。

这种不确定性通过一名管家从斯托顿城堡带来的报告进入玛格丽特的家宅。九岁的亨利起了红疹并发热；七岁的亚瑟安然无恙，而三岁的乌苏拉似乎也在发热，并抱怨头痛。信使在亨利患病的第三天被派出，当时尚未传来任何死亡消息。尽管如此，玛格丽特仍担心是汗病，因为孩子们的症状无法与人人都惧怕的疾病明确区分。这一事件表明，在任何人能够确认疫情存在之前，疾病的名声已左右了整个家庭。

对玛格丽特而言，责任不止于诊断。作为斯托顿庄园的女主人，她认为领地内的病患都由自己照料——必须给受病困扰的农舍送去食物，应请牧师前往探视，还得给穷人钱用于安葬。如果疾病蔓延，她可能还得安排疫病坑。她对病因、疗法和病程都一无所知，只能尽责回应苦难，并面对疫情可能蔓延到另一个村庄的风险。因此，疫情不仅威胁个人性命，也是在几乎毫无医学知识的情况下对地方照护能力的考验。

王室避疫迁徙与王朝诠释

1517年夏，汗热病蔓延至伦敦。苏格兰王太后玛格丽特·都铎北上与丈夫和儿子团聚，而亨利八世则下令王室宫廷离开伦敦，迁往里士满宫。蒙塔古观察到，国王已率一小队骑行随从先行离开，并称他吓坏了。王室宫廷迁移是应对传染病的实际措施，但也暴露出王室成员身体的脆弱——国王的权威无法使他免受自己所惧怕的疾病侵袭。

谣言与症状一同赋予疾病政治含义。人们将它与第一位都铎国王联系起来，并说这场疫病预示着不安的未来——国王无法生下儿子，国家也无法享有健康。按照民间的解读，瘟疫成了都铎王室血脉遭到诅咒的证据。故事反复将疾病与继承问题并置，令这种恐惧愈发强烈。此前，一名王室婴儿被发现死在摇篮里时，玛格丽特将这一丧失视作约克王朝血脉的终结；在别处，男性继承人的可能性也使王后的怀孕具有重大的政治分量。这些死亡并未被认定为汗病病例，但它们表明，一种不分对象威胁生命的疫情为何很容易被纳入对王朝存续的更广泛忧虑之中。

1528年疫情与亚瑟·波尔之死

1528年夏，疫情再次来袭。在比沙姆庄园，玛格丽特听说伦敦街头有人死亡，许多人在试图回家的路上倒在排水沟里。她的家人躲进庄园的围墙内寻求安全，但疾病并不受家宅边界限制。杰弗里和他的妻子康斯坦丝前来与她同住，亚瑟则把自己的孩子亨利和玛格丽特——人称麦琪——送来由她照料。他的信中说，汗病已经蔓延到布罗德赫斯特庄园，他和妻子都已患病；他请母亲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这两个孩子，并希望疾病不要传染给他们。

随后传来的消息并非玛格丽特最初担心的那一种。杰弗里告诉她，亚瑟已经去世。亚瑟的妻子也病得很重，身边的人瞒着她丈夫的死讯。家中的管事弃职离去，使家宅陷入混乱。蒙塔古接手处理亚瑟的遗体，将其从疫病肆虐的宅邸移出，带到家族修道院的礼拜堂。于是，疫情既带来丧亲之痛，也使日常的家宅管理陷入瘫痪；玛格丽特的家人不得不承担起疾病夺走的照护与管理职责。

玛格丽特坚持，必须为亚瑟的孩子们保住他的地产，尤其是他的儿子亨利。蒙塔古则下令，尽管疫情肆虐，庄园事务仍须继续——马匹已经放到田里，必须召集一队割草工，以免牲畜入冬时没有饲料。在接下来的数周里，母子二人使宅邸与土地恢复秩序。他们的劳作是对疾病造成的破坏所作的实际回应，旨在保护这些因疫情失去父母的孩子所继承的财产。

疫情消退与防护的局限

疫情最终似乎逐渐平息。托马斯·沃尔西感染了汗病，但幸存下来；安妮·博林也熬过了这场疾病。他们的幸存与亚瑟之死并列，提醒人们疾病的侵袭毫无定数。玛格丽特的反应苦涩，并未因此感到宽慰——疾病放过了她认为令人不安的人，却夺走了她的儿子。身份地位、家宅财富和政治影响力都无法提供可靠的防护。

汗病后来仍在玛格丽特的思绪中反复出现，成为表达诅咒与丧失的一套更广泛话语的一部分。后来，亨利八世在哀悼儿子亨利·菲茨罗伊之死时也谈到诅咒，追问自己为何失去所爱之人，以及若他们并未遭受诅咒，上帝为何要夺走他的儿子。这段叙述并未将亨利·菲茨罗伊之死归因于疫情；它所展现的是，疾病、丧亲之痛与王朝恐惧如何使诅咒成为解释不幸的一种现成说法。叙事的力量正在于这一区别——疫情没有已知病因，但它一次次降临，使私人悲痛很容易获得公共与政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