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7年

1914—1917年这一时期名为“高原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重塑公共生活以及艾玛·哈特的私人世界。叙事在军事动员、战斗威胁、战时商业决策，以及早先有关爱情、阶级和家庭责任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之间展开。

以战争为背景的时期

书中将这一阶段列为第四部“高原期”，并将时间定在1914至1917年。战争并非遥远的政治抽象，而是一股波及企业、家庭和个人前途的力量。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英国政府迅速动员——基奇纳勋爵首次征兵号召组建了一支由十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军队；8月6日至20日，英国远征军的前四个师横渡英吉利海峡。第五和第六师则于9月初跟进。这次横渡被描述为初步的胜利，没有船只沉没，也没有人员丧生；然而，随后而来的屠杀使这场早期成功显得岌岌可危，而非令人安心。

炮火持续贯穿1914年余下的月份，并延续至1915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场上，数十万年轻人丧生；这场冲突被呈现为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斗争，而非单纯争夺领土。这种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构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压力——人们必须在知道战争可能改变劳动力、商业和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安排日常计划。

战时压力下的艾玛抉择

艾玛观察财务迹象，正如她观察人一样细致。《金融时报》的一则剪报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已经关闭，且7月31日星期五的银行利率从百分之四升至百分之八。她明白，关闭交易所是为了稳定交易商、防止恐慌，而上调利率则是为了减缓黄金外流。她将这些措施视为战争即将来临的警讯。她没有放弃一直在考虑的商业计划，而是继续推进；但利率升高改变了她筹资的打算——她不再采用原本计划申请的银行贷款。

战争开始后，艾玛不把仓库里的存货视为负担，而是将其当作储备。她预计制造商会转而生产政府所需的物资，包括制服，使普通商品更难取得。如有必要，她可以通过商店出售自己的存货。负责苏格兰地区的两名商旅离职参军后，她决定不再招人接替，认为剩下的两名员工负责曼彻斯特和伦敦就已足够。同时，她要求立即向欠款逾期的顾客施压。她的应对兼顾实际调整与财务纪律——战时短缺或许会带来机会，但逾期付款仍须处理。

战场及其人道代价

索姆河战役的叙述，将这一时期的军事危险鲜明地呈现在眼前。西福斯高地团第51师在移动的弹幕掩护下，向特罗讷树林推进；士兵们穿过遭炮火蹂躏、遍布壕沟和铁丝网的田野，在齐踝深的泥泞中行进。树林是周边一群城镇的核心目标；其防线、铁路连接，以及由机枪把守的西侧边缘，使它成为一处设防障碍，而非地图上的一个普通地点。这段情节将该团的行军置于一片为毁灭而布置的地形之中，炮火、壕沟和障碍物决定了推进的条件。

战争的后果也通过温斯顿·哈特的伤势进入艾玛的家庭生活。面对他可能无法佩戴义肢的情况，艾玛坚持认为他会重新走路，即便她必须亲自设计一条特殊的腿。她的决心之后，是一段艰难的康复过程——温斯顿的情绪在宽慰、沮丧、愤怒和自怜之间起伏，艾玛则不断鼓励他，也直言不讳地面对他的问题。他的伤口愈合得很快；两个月内，他便拄着拐杖行动，后来尽管残肢较短，仍成功装上了义肢。两只额外的残肢袜垫在义肢与身体之间，以缓冲金属部件的摩擦。他必须反复前往查珀尔阿勒顿义肢适配中心，接受物理治疗。他的康复离不开艾玛的坚定，但书中并未将其描写成毫不费力——除了实际的康复训练，也需要温斯顿自己逐渐适应。

私人往事与这一时期的更广阔脉络

战时叙事还延续着艾玛与埃德温·费尔利早年关系带来的后果。艾玛告诉埃德温自己怀孕后，他起初震惊，继而害怕父亲发怒、剥夺继承权，以及失去成为大律师的前途。尽管他考虑过与她私奔，却始终没有开口。他权衡了她的美貌与她作为仆人的身份，最终认定两人之间的阶级鸿沟无法跨越。艾玛看出他拒绝了自己，便拒绝去看医生；她明白，他的沉默意味着不愿娶她。这一刻使私人爱情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家庭秘密，也成为痛苦的根源。

这个秘密带来的后果不只关乎情感，也涉及实际事务。布莱基·奥尼尔指出，登记孩子出生时必须填写父亲姓名。艾玛拒绝写出孩子的亲生父亲。布莱基提议在出生证明上填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写“父亲不详”，同时承认这份文件仍会将孩子标记为非婚生。他坚持陪艾玛去登记处，并表示愿意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他称这个孩子为埃德薇娜·劳拉·谢恩。这一安排展现了法律要求如何迫使私人往事进入公共记录，也显示布莱基的忠诚如何让艾玛不必揭露埃德温的身份。

这一时期的广泛意义，在于这些压力彼此交织。公共战争改变市场，也将工人征召入伍；战斗造成的损失，则波及远离前线的家庭。与此同时，艾玛的商业盘算和家族隐瞒的往事表明，在金钱、阶级、法律与责任的限制下，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抉择求生。因此，“高原期”将战时动员的宏大规模，与持续塑造艾玛人生的私人代价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