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索梅

盖伊·索梅是时装设计师、卢拉·兰德里的朋友与职业合作者，也是科莫兰·斯特莱克调查卢拉死因时的一名重要证人。他与卢拉的关系亲密，并以创意合作为纽带，但关于他知道些什么仍有未解之处，而且不同说法对他影响卢拉的程度存在明显分歧。卢拉去世后，一张她身穿他设计的服装所拍摄的宣传照，使他们的关系既成为公众争议，也成为私人争议。

身份与背景

索梅通过围绕卢拉的时尚行业人脉进入故事。斯特莱克在一场卢拉死后的广告争议中注意到他的名字——一张宣传索梅设计作品的照片里，卢拉和希亚拉·波特在一条小巷中摆姿势，身着宽大的天使翅膀，并佩戴他的商品。这张照片招致批评，有人认为索梅在利用卢拉刚刚去世一事。包括一位以“卢拉是我的灵感永远”作为网名的线上仰慕者在内的其他人，则为照片辩护，称这是卢拉会希望看到的致敬。因此，同一张照片既把卢拉塑造成长存于公众视野中的形象，也成了检验他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她主张其意愿的试金石。

索梅鲜明的公众风格也体现在他的成衣品牌上——服装带有金色的GS标志，此外还有价格更高的设计师作品。斯特莱克浏览网站时看到一件连帽夹克上的标志；然而，索梅的公司并未回应采访请求，也不愿就其所称的“最爱的模特”之死接受采访。斯特莱克终于见到索梅时，他身着醒目而精心挑选的服装，其中包括一件饰有银色铆钉的合身黑色T恤。他张扬的装扮是职业形象的一部分，而他的谈话方式也同样鲜明——直言不讳，随时准备挖苦提问者。

在成为盖伊·索梅之前，他叫凯文·欧乌苏。他说自己在哈克尼长大，离家后改了名字。希亚拉后来透露了这段经历中令人痛心的一点——索梅的父亲是一名没上过大学的公交车司机，曾因他画裙子而打他。因此，他选择的新名字和时尚事业，源于早年创作抱负与家庭排斥之间的冲突。索梅把改名与斯特莱克的经历相提并论，但斯特莱克否认两者相似，并解释说自己从未使用父亲的姓氏。

与卢拉的友谊和合作

卢拉与索梅的关系兼有友谊与工作。她发给他的电子邮件语气轻松亲切，其中一封提出了具体请求——她请他为罗谢尔·奥尼法德设计一份生日礼物，并表示愿意为一件好东西付钱。这一请求表明，卢拉利用自己在时尚圈的身份帮助朋友，而索梅则是她可以为了罗谢尔的事随意开口求助的人。这也使他们的亲密关系难以被一句口号概括。一位线上仰慕者说卢拉像爱兄弟一样爱索梅，而这些邮件则展现了更具体的情谊和切实的信任。

索梅给卢拉起了“杜鹃”的昵称，她有时也会在发给他的消息里使用这个称呼。他说，他们还把约翰·布里斯托称作“会计师”，这是在取笑约翰关注卢拉的财务状况，也总想打听别人挣多少钱。他们私下使用的绰号显露出两人不拘礼数的情谊，以及他们对约翰共同的看法；索梅称约翰总爱插手钱财问题。接受询问时，索梅谈到卢拉可能遭人杀害的情况，表现得难以置信，并用熟悉的昵称称呼她。

他们的友谊也包含明确的相互守护。索梅告诉斯特莱克，他和卢拉曾约定——如果其中一人认真考虑自杀，就给对方打电话。他相信卢拉会联系自己。他的说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卢拉曾有心理健康问题，而她的死被裁定为自杀；但这项约定本身无法证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它记录了索梅对两人关系的理解，也成为他个人拒绝接受卢拉自杀这一结论的理由。

调查与最后留言

斯特莱克寻求帮助，以联系可能提供有用信息的证人时，约翰·布里斯托同意试着联系索梅，认为索梅深爱卢拉，理应愿意帮忙。到那时为止，索梅的公司一直不让调查人员接近。公众眼中深情相待的形象，与难以安排采访之间形成反差；在斯特莱克见到他之前，索梅是否会配合仍是个未知数。

索梅告诉斯特莱克，卢拉去世前一周的星期三，他人在东京。由于时差，电话凌晨两点打到他那里；当时他的手机调成了静音，所以没有接听，但他说卢拉留下了语音留言，听起来并不像有自杀倾向。这则留言关系到他所说的那项约定，不过对留言语气的描述仍是他的个人解读。它表明卢拉去世前几天，两位朋友之间有过一次未接来电和一则未被及时听到的留言，但仅凭此事无法确定她当时的意图，也无法查明是谁对她的死负责。

索梅说，卢拉去世当晚他回了家。斯特莱克知道索梅住在肯辛顿的查尔斯街，也知道从那里步行前往肯蒂根花园的人会从与奥尔德布鲁克路闭路电视摄像头相反的方向靠近。这一细节使索梅的行踪可能与调查相关——摄像头不一定能拍到从他家出发的所有路线。警方当时接受了他的说法，即他到家后便上床睡觉；但考虑到地理位置，摄像头没有拍到他出现，并不能单独确定他当时的行踪。

相互冲突的说法及其意义

埃文·达菲尔德对索梅提出了最尖锐的相反描述。他指称索梅对卢拉占有欲很强，不喜欢她替别人工作，而且当她不去见他时会大发脾气。达菲尔德还声称，索梅利用卢拉经营自己的生意，以低价甚至免费寻求她的帮助，并鼓励她与迪比·麦克交往，以谋取自身利益。这些都是达菲尔德在敌意语境下提出的指控，不应误认为是经独立证实的事实。它们在故事中的作用，在于与索梅所说的彼此忠诚形成对照，也显示职业合作既可能被理解为友谊，也可能被视为利用。

因此，索梅的形象是透过几种都不完整的视角呈现的——他本人的证词、卢拉亲切的电子邮件、一位粉丝理想化的线上致敬、卢拉去世后遭到批评的商业照片，以及达菲尔德带有敌意的指控。每种视角都揭示了不同的一面，却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足以涵盖全部真相。时尚照片把卢拉变成一种象征；电子邮件则让人看见那个会请索梅为罗谢尔制作生日礼物的朋友；未接来电则使两人约定的守护机制在悲剧中始终未受检验。索梅既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声称自己原以为卢拉会向他求助；也是一名证人，不能仅凭他在公众面前表达的深情来评估他在调查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