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
情人1942年12月标志着叙述者的幼弟在日本占领期间死亡。这一日期不仅是家族年表中的一项传记记录——它是她与母亲及兄弟的依恋破裂、她最终离开家庭，以及死去的幼弟开始以一种重新组织叙事的缺席状态归来的时刻。
死亡及其直接情境
幼弟在三天之内因支气管肺炎去世；他的心脏衰竭。如此压缩的病程使死亡既显得具有明确的医学原因，又显得残酷而突然。在叙述者后来的回忆中，1942年12月是家庭长期的恐惧与暴力获得不可逆后果的时刻。幼弟一直生活在长兄的阴影下，长兄的暴力权威使他的生命充满恐惧。因此，这场死亡同时属于疾病史，也属于叙述者认为曾经伤害了他的家庭体系。
叙述者在1931年中学毕业后便已离开西贡，而在此后的十年里，她的幼弟只给她写过一封信。那封信在他死前寄出，篇幅很长，字迹工整，没有错误。信中向她保证大家都很好，学校办得很成功，他有一套公寓、一辆汽车，并新近养成了打网球的习惯。信中写明了汽车的品牌，表达了他最深的爱意，却没有提到战争，也没有提到长兄。1942年12月之后，这封信表面的井然有序变得格外令人心痛——它记录了一种被呈现为完整的生活，而叙事随即揭示出那生活并不完整。
家庭纽带的终结
这场死亡促使叙述者离开母亲。她把那一天描述为一切的终结，并说自己此后再也没有向母亲询问他们的童年或自己的事情。从情感意义上说，母亲和长兄与幼弟一同在她心中死去——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亲人，而成为恐怖的形象。家庭原有的结构本已由沉默、恐惧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界定，此时便被转化为不可挽回的过去。
这次断裂也改变了叙述者的语言。在家庭早期的生活中，母亲把两个男孩归在一起，称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叙述者也同样把他们统称为自己的兄弟。只有在后来，幼弟长大并成为牺牲者之后，她才将他们区分开来。因此，1942年12月不仅划分了家庭的历史，也划分了能够用来记忆这段历史的词汇。幼弟的死亡迫使人们在长兄所代表的暴力与那个生命曾被置于其下的受害者之间作出区分。
死亡发生后，母亲仍留在西贡，因为她说自己必须留在墓地附近。她无法立即继续生活，而她持续留在那里，使1942年12月成为一个固定的地理和情感地点。她最终回到法国，但与叙述者的重聚来得太晚——叙述者的儿子已经两岁，两个女人一见面便明白，除长兄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她们重新结合。
记忆、电报与延迟的哀痛
这场死亡以一封来自西贡的电报形式重新出现，但连电报的措辞也变得不确定。叙述者忘了电报上写的是幼弟已经死去，还是他已被上帝召回；她似乎记得是后者。她立即意识到，电报不可能是母亲发来的。信息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削弱它的力量。相反，缺失的词语成为创伤的一部分，显示这件事并不是作为一份稳定的文件留存下来，而是作为一种不断被记忆重新拼构的震击而延续。
起初，这个消息令人无法理解。随后，痛苦从四面八方袭来，将叙述者彻底淹没，直到她除了痛苦之外不再存在。最初她无法判断，这究竟是早先某种哀痛的回返，还是一种新的哀痛。后来她认定这是新的哀痛——她从未认识那个死胎，当时也没有想过要自杀；而幼弟的死亡却使她产生了这种愿望。这个比较确立了十二月之痛的特殊性。它不能与另一场丧失互相替代；这是一个她了解其生命、恐惧以及家庭位置之人的死亡。
叙述者通过一种不可能的形而上学来解释这场死亡。她相信，不朽曾被隐藏在弟弟活着的身体里，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身体一旦死亡，不朽也随之死去，而世界继续存在，既没有那个身体，也没有其中所容纳的显现。因此，这场死亡被体验为一种宇宙性的错误，一种达到上帝尺度的暴行。这种语言并不能解释死亡；它暴露的是心灵拒绝接受一个竟能允许这件事发生的世界。
历史与叙事的阈限
1942年12月发生在日本占领期间，使私人丧亲置于战时印度支那更广泛的暴力之中。然而，战争在幼弟的信中仍部分缺席，也无法容纳他死亡的个人意义。这个日期把历史时间与家庭时间连接起来——占领构成周围的条件，肺炎和衰竭的心脏构成直接原因，而多年家庭内部的恐怖则提供了使这场丧失无法承受的情感历史。
这个日期也成为叙述者从家庭成员转变为作家的阈限。在离开母亲之后，她不再拥有一个作为活的共同体存在的家庭；她拥有的只有家庭的场景、沉默、死亡和受损的关系。后来她说，自己开始看见自己的生活，并隐约希望独处，继而作出写作的决定。因此，1942年12月既是终结，也是文学的开端。幼弟的死亡消除了家庭进行普通和解的最后可能，却打开了一个距离，使叙述者终于能够长篇书写母亲和兄弟。
1942年12月的重要性正在于这双重作用。它确认了幼弟的死亡，同时也揭示出他的死亡改变了什么——叙述者离开了，母亲变得无法接近，长兄仍是暴力幸存的化身，而记忆成为唯一尚存的回返形式。因此，这个日期与其说是一个封闭的历史标记，不如说是那道伤口；这部作品后来关于回忆与写作的行动，都是围绕它组织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