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里·布莱恩特遇到巴洛并被转化
撒冷镇科里·布莱恩特与巴洛的相遇,是一场决定性的招募与转化场景——一个试图逃离耶路撒冷镇、饱受创伤的男人被拦下,心理防线被解除,随后被吸收进巴洛不断扩张的超自然秩序。这次相遇把科里的私人羞辱变成吸血鬼暴力的通道,也展现了巴洛如何通过同情、戏剧性的魅力,以及“怨恨能够变成力量”的承诺来征服他人。
起因与背景
科里在日常生活崩溃后抵达深切路。他踉跄着走向自己留在那里的电话卡车,双眼充血而浑浊,昏厥后脑后留下一个肿包,靴子拖过路肩。他逃跑的直接原因,是雷吉·索耶的暴力与驱逐——雷吉发现了科里与邦妮·索耶的关系,把他从厨房门赶出去,并命令他从斯宾塞杂货药房乘巴士前往刘易斯顿,再去波士顿。雷吉的威胁十分明确,但他也把离开说成科里唯一的机会——趁羞耻与愤怒还没有凝固成重新获得男子气概的感觉之前逃走。
科里试图把这个夜晚转化成一个后勤问题。他设想从波士顿向南走,给银行拍电报,取出账户里略多于一千美元的钱,找一份工作,用数年时间忘掉枪管、自己恐惧的恶臭,以及刚刚承受的身体羞辱。这个想象中的未来与其说是恢复,不如说是抹除。他正试图在能够清楚思考发生的一切之前离开小镇,而这种精神上的空白使他容易受到等待在黑暗中的身影影响。
深切路上的相遇
巴洛以平静的问候宣告自己的存在,在科里看清他之前就叫出了科里的名字。这个陌生人起初像一团更为凝实的影子,站在环绕卡尔·史密斯后方牧场的石墙旁;只有在微弱光线下,科里才辨认出那是一个留着黑色胡须、双眼深邃明亮的中年男人。巴洛立即声称知道科里的处境,告诉他自己受到了恶劣对待。这句话恰好在科里的社会身份被雷吉的轻蔑与暴力击碎之时,给予了他认同感。
当科里要求知道他是谁时,巴洛把对方索要姓名视作一种荒谬的美国习惯。他先嘲笑人们如何利用姓名推销汽车、餐馆和电视节目,随后才自称巴洛。他的笑声醇厚、令人惊愕,而且显得慷慨。科里感到自己的笑容重新出现,发现与这个陌生人嘲弄式的好心情相比,自己的烦恼正在变得遥远。因此,这一场景把诱惑呈现为注意力的改变——巴洛并没有先威胁科里,而是先让羞辱显得暂时无关紧要。
巴洛还使自己的文化与地理身份变得无法确定。他说自己来自许多地方,随后推翻了科里关于外国人是外来者的假设,宣称在他看来,这座镇子似乎到处都是外国人。这个玩笑再次引发笑声,科里带着迟来的歇斯底里加入其中。巴洛的世界主义姿态使他超越了小镇狭窄的社会世界,同时也让小镇本身显得闭塞而陌生。他能够站在地方习俗之外,却直接触及科里受伤的归属感。
通过怨恨进行招募
巴洛的核心手段,是把科里的怨恨转化成一种道德与政治指控。他赞美那些没有把自己与混凝土和水泥隔绝、仍与土地相连的人,描述他们的双手插入生命之水,他们的劳动从土壤中撕取生命。科里表示赞同,在还没有完全理解其含义之前就接受了巴洛的言辞。这番话赋予了一个刚刚被当作可抛弃之物对待的男人以自然的尊严,同时把他的愤怒引向更广泛的一类人——他们被想象成舒适、受到保护,或具有剥削性。
随后,巴洛以亲密而赞许的口吻对科里说话,称他是一个好而强壮的男孩,并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这个动作把父亲般的安抚与占有结合起来。科里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离开那座所谓完美的小镇;然而,即使他告诉自己,恐惧一定无关紧要,因为巴洛不会允许任何伤害降临到他身上,恐惧也开始回返。保护的承诺因此与屈服不可分割——安慰科里的,正是那个正在掌控他未来的人。
决定性的陈述是,科里永远不会离开。巴洛把永久禁锢呈现为永久归属,封闭逃离的道路,同时把这种封闭伪装成接纳。他还向科里许诺,要让那些填饱自己、却让别人持续匮乏的人遭到报复。这个诉求与科里的处境严丝合缝。雷吉剥夺了他的尊严;巴洛则以报复的形式提供尊严。因此,科里的转化在通过超自然力量完成之前,已经由语言预先准备——愤怒获得了目标,而受害者身份被转化成了服役。
转化与后果
科里颤抖起来;当巴洛向他俯首时,他仿佛扎根在原地。这个动作克制而非壮观,却标志着权威的转移。科里沉入叙述所呈现的一条巨大而令人遗忘的时间之河,河水是红色的。遗忘是直接的心理后果,而红色的河流把时间性的吸收与血液联系起来。科里并不是简单地选择留下;他记忆、判断以及继续执行原定逃亡计划的能力被压倒了。
因此,这次相遇成为科里·布莱恩特被巴洛转化并招募进吸血鬼群体的过程。它使科里脱离了原本可能把他带出小镇的人类网络,并把他置于耶路撒冷镇不断扩大的占领行动之中。他的怨恨仍然存在,但不再是独立的人类反应。巴洛将其据为己有,把针对小镇不平等社会秩序的怨恨转化为超自然秩序的燃料,而这一秩序正由巴洛本人统治。
后来对巴洛更广泛策略的描写,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场景的意义。巴洛把自己呈现为宗教善良的古老而精于算计的对手,像棋手一样研究敌人,并认为自己很狡猾,因为他既理解邪恶,也理解与邪恶相对的各种善。科里的相遇,是这一策略在地方层面上的亲密版本。巴洛没有面对一个有准备的敌人,而是在夜晚独自找到一个受伤的人,给予他认同,并让支配感觉像是一种救援。
叙事意义
科里的相遇揭示出,吸血鬼疫情既是社会灾难,也是超自然灾难。巴洛并不只依靠肉体力量或神秘奇观;他辨认出小镇中原本已经存在的裂缝——性羞耻、阶级怨恨、屈辱以及被排斥的恐惧——并把它们当作突破口。科里之所以被招募,是因为他想要逃离与复仇,但巴洛为这两者提供了腐化的形式——科里只有失去自己的人类未来,才能逃脱日常责任;他只有成为征服小镇的力量的延伸,才能获得复仇。
这一场景还把巴洛具有说服力的仪式,与人类反抗力量使用的保护仪式形成对照。在别处,人们可以用交叉的舌压板和红十字胶带临时完成祝福,卡拉汉神父的十字架也能轰然打开通往马斯滕宅邸的入口。那些行动依赖信仰、共同目标与抵抗。科里的相遇颠倒了这一模式——巴洛的触碰、赞美、笑声和承诺组成了一种吸收式的反仪式。受害者与过去的生活分离,被留在黑暗道路上的临界状态中,并被重新塑造成等待吞噬耶路撒冷镇的力量的一部分。
因此,科里的命运的重要性超越了他个人的失踪。他的转化证明,当邪恶能够使用安慰、正义与归属的语言说话时,巴洛的力量最为强大。这次相遇始于一个计划乘巴士离开小镇的男人,最终却让这段旅程在血色时间中被抹除。逃离变成了囚禁,复仇变成了服从,而一道私人伤口则被小镇的超自然征服者变得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