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即荣誉”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忠诚即荣誉”既是弗朗茨·比伯科夫宣扬的一条道德准则,也是他用来维系岌岌可危的自我形象的一句反复吟诵的话。他把忠诚说成自己仍是一名光荣的德国工人、而非罪犯的证明;然而,格言前后的段落一再将这种说法与愤怒、威胁和克制自我的努力并置。它的力量来自这道悬而未决的鸿沟——这些话为弗朗茨提供了生活准则,但反复说它们,并不能确保他的行为始终端正。
准则与弗朗茨的自我形象
弗朗茨在街上与一位牧师交谈时说出了这句格言。他称自己是失业的前搬家工,如今靠打零工度日;他请求对方帮忙缓解胃酸引起的灼痛,并把胃病归咎于饮酒。他恳求一个基督徒帮助另一个基督徒,但很快转而提出道德和个人方面的主张——他说自己进不了天堂,反对别人对他指手画脚,并坚持说自己懂得一些罪犯的事。“忠诚即荣誉”便出现在这番关于他是谁、以及他拒绝成为何种人的陈述之中。
这句格言让弗朗茨得以将自己与他眼中的伪君子区分开来。在他想象的来世情景中,人们会认出他是一个德国人、一个零工工人;他把心事藏在心里,没有变成那些自称是好德国人、却欺骗同胞的人。因此,他的准则并不只是服从权威,而是一种忠诚守信、诚实交易的理想,并与他的工人身份和民族自我认同紧密相连。但这番宣言出现于一种狂热而不稳定的情境中,其中包括胃痛、饮酒和焦躁不安。这个理想语气坚定;他能否自信地以此自居,却不那么确定。
忠诚作为公共与政治语言
弗朗茨对忠诚的讲述带有不止一种政治联想。在同一番话中,他回忆自己曾向卡尔·李卜克内西宣誓效忠,也曾向罗莎·卢森堡伸出援手。随后,他想象自己站在一面黑、白、红三色旗帜下。这段话将这些革命者的名字与民族色彩纳入同一场荣誉表演,却没有消解它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对弗朗茨而言,此刻共同的效忠语言比界定清楚的政治纲领更为重要。
这种混杂有助于解释这句格言为何听来既真诚又带有防御意味。弗朗茨以那些剥削或背叛他人的人为参照,并想象自己的忠诚会被视为品格良好的证据。这句话让一个失业的前囚犯得以认领一个有尊严的角色——他或许失业、患病、愤怒,但仍能称自己忠诚。然而,这条准则也与公共象征以及想象中的观众的认可紧密相连。他想象中的死后审判承诺给予他认可,而他对德国人身份的诉求,则把私人的自尊转化为关于一个好德国人应当是什么样的公共主张。
重复与自我控制
与牧师交谈之后,弗朗茨朝犹太人那里走去,这句格言再次出现。他绕了很长一段路,叙述着重强调他希望把事情理顺。走在外面时,他经过市场摊位、商店橱窗、有轨电车和正在敲碎柏油路面的工人。这些寻常的街景细节为他的行走提供了物质而日常的背景——他看着分期付款买来的鞋子和家具,留意靠劳动谋生的人们,并想象自己加入那些挥锤干活的工人之中。在这些观察之间,“忠诚即荣誉”再次响起,仿佛是他能带着穿过城市的一句话。
它的反复出现并未抹去此前显露的威胁。想到吕德斯和一封女人的信时,弗朗茨说要把刀捅进吕德斯的肚子;几乎就在下一刻,他便要求自己住手,坚持说自己会控制住自己,并表示不会对任何人动手,因为他曾在泰格尔监狱服过刑。这句格言也属于同一场挣扎。它点明弗朗茨想要认领的正直行为,而他自己的言语则暴露出他必须多么迫切地压住暴力冲动。文本并未把反复念诵描写成他已掌控自我的证明;相反,这些不断重复的话语记录了他为不让愤怒化为行动而付出的努力。
公民体面与格言的局限
弗朗茨沿着布鲁嫩街走下去时,这句反复吟诵的话伴随着他再次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他挺直身体行走,挺胸、直背,并想起监狱长曾向他保证,上帝怜悯所有人,而他们都是德国公民。公民身份、上帝的怜悯与荣誉并置,使得体面生活似乎仍向他敞开,尽管他曾坐牢,如今处境不稳。附近,他的注意力转向市政监管、街头劳动、交通规则和城市的日常秩序。这个场景把他过正派生活的愿望置于可见的劳动和公民生活常规之中,而不是将其与这些事物分隔开来。
但这条准则本身无法调和弗朗茨相互冲突的冲动。他谴责不诚实,想象以暴力报复,又努力阻止自己付诸行动;他把忠诚说成一种稳固的美德,叙述却同时展现出这种美德正承受压力。因此,这些反复出现的话语既是自我宣示,也是自我约束。它们展现了一个试图以忠诚为基础建立体面身份的人,但周围的愤怒与不确定,使这种身份无法成为轻易实现的成就。“忠诚即荣誉”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能保证弗朗茨永远忠诚行事,而在于它使他受到威胁的自制力,以及他渴望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都变得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