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作为契约

狼厅

婚姻作为契约,是本书对婚姻的阐释——婚姻是一种彼此承担义务的纽带,其有效性能够改变政治权威与王位继承。核心矛盾在于,婚姻既是个人承诺,也是由彼此竞争的权威裁定的法律身份,还是保障王国未来的公开契约。

契约理想

本书将婚姻与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并置——两种安排都以彼此维护对方利益为基础。丈夫应当保护并供养妻子,妻子则应当服从丈夫;两位配偶和政治臣民之上还有上帝,由上帝评判人的行为。这一有序的理想赋予婚姻誓言道德力量,却也揭示了当时婚姻观念中固有的不平等义务。

当本书从家庭关系转向英格兰及其国王的本质时,问题便具有了政治性。国王的职责被界定为守护——保护人民及其自由,使他们不受外国势力干涉其敬奉上帝的方式。在这种论述中,婚姻不仅关乎配偶双方或教会,也涉及统治者保障合法后嗣以及维护相关法律的责任。因此,这份契约既是亲密关系,也是宪制安排。

安妮·博林与亨利·珀西——一项有争议的承诺

安妮·博林与亨利·珀西早先达成的约定,检验了婚姻如何才能具有约束力。珀西告诉托马斯·克伦威尔,他与安妮曾在见证人面前订立契约,因此两人都不能再与他人结婚。他坚持自己曾发誓证明此说属实,并称红衣主教以威吓手段迫使他放弃这一主张。他的叙述将两人的承诺说成良知问题,而不仅是恋爱关系——珀西相信,先前的承诺已使安妮在上帝眼中成为他的妻子,但国王的计划却要求安妮能够嫁给亨利。

克伦威尔以法律与权力的语言作答。他告诉珀西,他的承诺不具法律效力,他与安妮也从未订立婚前契约。他还提到珀西的债务、珀西对国王授予伯爵爵位的依赖,以及他保卫北部边境的责任。按照克伦威尔的论点,贵族头衔带有实际义务,包括提供兵员、武器与物资,以及维持堡垒运作;宣誓或承诺不能脱离那些使人在政治上得以立足的制度与资源来理解。

随后,这场争议被转化为正式的公开程序。在国王和会议成员面前,珀西否认曾订立婚前契约,也否认与安妮有过性关系。坎特伯雷大主教要求他对着《圣经》宣誓,声明自己既未与安妮发生不正当关系,也未与她订立婚姻契约。珀西宣了誓;国王下令不再为难他,并以圣餐礼为誓言加以确认。这场仪式为所需的说法赋予了公开且宗教性的形式,但此前珀西曾坚称双方确有一项有约束力的承诺。因此,这一场景区分了个人信念与在法庭权威之下作出的声明。

亨利八世的婚姻与合法性的依据

国王自身的婚姻危机,将这一冲突从一项有争议的承诺扩大到都铎王朝的未来。1527年,托马斯·沃尔西秘密设立法庭,调查亨利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婚姻的有效性。亨利必须出示准许他迎娶亡兄遗孀的特许诏书,而沃尔西准备主张,该文件使这桩婚姻仍有疑问。然而,沃尔西明白凯瑟琳很可能向罗马提出上诉;仅凭国内调查,不足以解决王室意图与教会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这对夫妇的丧子经历以及唯一存活的孩子,使问题更加严峻。沃尔西回忆说,年初时曾有一名王子早产,只活了五十二天;其他妊娠则分别以男婴出生后一小时内夭折、流产,以及一名只活了几天的女婴去世告终。1516年出生的玛丽,是这对夫妇唯一存活的孩子。亨利以罪过和上帝审判的说法解释为何没有存活的儿子,并据此主张自己的婚姻无效。本书则将这种王朝继承焦虑,与凯瑟琳始终坚信自己是王后、教会权威不能被轻易抛弃形成对照。

到1531年,凯瑟琳就针对教士的法律以及亨利是英格兰教会首脑的主张,与克伦威尔当面对质。她回顾了自己作为妻子与王后的经历,从抵达英格兰嫁给王子亚瑟,到如今四十六岁,并驳斥仅凭改变法律就能抹去她身份的说法。玛丽也主张教皇是教会首脑,合法治理的权威源自教皇。她们的立场表明,婚姻的意义正由彼此竞争的法律与宗教框架加以争论,而不是单凭国王的意愿决定。

宣誓、仪式与政治效力

亨利与安妮的结合,从私人之间具有约束力的承诺转变为婚姻仪式。在加莱先前交换誓言后,两人于1533年1月25日黎明时分,在怀特霍尔的一座小教堂再次成婚。罗兰·李主持仪式,只有一小群见证人出席,婚礼几乎没有庆祝活动。在这段叙述中,婚姻通过言辞、见证人与公开承认而生效,个人意愿之外,这场重复宣誓也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这桩婚姻提出的政治论证,体现在立法和主权理论之中。1534年,克伦威尔向亨利提出取自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主张——基督并未任命教皇统治世俗事务,治理、立法和裁定民事身份的权力属于世俗政权。克伦威尔主张,国王的权威通过代表人民行事的立法机构体现。按照这一框架,君主可以决定谁已婚、谁可以结婚,以及谁具有合法身份。这一论点将界定婚姻的权力从教皇权威转向王室与议会。

王位继承宣誓进一步落实了这一转变。克伦威尔将法律言辞视为必须使人信服并加以执行的工具,并计划让王国各地的人宣誓维护安妮未出生孩子的继承权。宣誓对象不只是显贵,也包括有地位的女性,例如拥有继承财产的寡妇和土地所有者。由此,婚姻与公开效忠密不可分——国王的结合及其未来子女的身份,都将通过宣誓服从的行为,在整个王国得到确认。

意义与后果

本书对婚姻作为契约的论述,将几种难以协调的真理并置。珀西诉诸承诺与良知;国王会议要求宣誓;教会权威与王权作出彼此竞争的判断;议会与王室则试图确立新的法律安排。每一种承诺形式都依赖言辞,但谁有权使这些言辞具有约束力,始终存在争议。

因此,这份契约的影响超出了夫妇双方。亨利试图确立自己与安妮的婚姻具有合法性,与他需要一个儿子并确保王位继承密切相关;与罗马决裂,也牵涉谁有权裁定婚姻的有效性及合法身份这一问题。本书将婚姻中的相互义务与国家强制运用宣誓和法律加以对照,使这一观念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婚姻承诺将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但对其承认与否,却能决定由谁统治、哪种权威掌管事务,以及王国将接受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