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62年死于飞机爆炸。小说并未描写坠机现场，而是呈现事件的公开后续——政权宣布死讯之前，庄严的广播持续了整整一天。这场经过精心安排的悼念，与小说对一个控制人们能够知晓哪些死亡、暴力和历史的国家的深入描写形成对照。

死讯公告与公众悼念

希姆莱死于飞机爆炸后，广播连续播放了一整天庄严的音乐，之后才宣布死讯。这一延迟将死亡变成一场由国家掌控的事件，符合这样一种宣传体系——它把听众聚集起来，并左右人们接收消息的方式。小说将这一事件置于政权对死亡、胜利、战争以及牺牲号召的公告之中，使广播本身也成为塑造公众记忆的政治机器的一部分。

这一描写也让人想起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在希姆莱死后重新掌权的经历。格洛博奇尼克曾失势，后来又回到第三帝国首都柏林；此时，他担任一个未具体说明的盖世太保职务，并直接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汇报。因此，希姆莱之死不仅标志着公众悼念的时刻，也意味着格洛博奇尼克重新出现时政治环境的变化。

死亡、证人与会议

小说将希姆莱之死的公开公告，与另一种死亡模式并置；这种死亡围绕着应海德里希邀请而参加会议的人展开。十四名与会者中，十三人已经死亡，马丁·路德则下落不明。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希姆莱之死受到整整一天庄严的公开悼念，而会议与会者的死亡构成了一种被隐瞒的模式，其意义有赖于将零散证据联系起来。

政权自身有关公共安全的宣传则形成了反讽式的对照。宣传部的一幅漫画告诫儿童，不要打开来历不明的包裹；马奇从漫画附带的警句中，看出一条更广泛的警察国家规则——若不知道答案，就不要提问。在那名失踪的会议证人和已死的与会者这一背景下，这条警告令人想到调查国家竭力掩盖之事所要承担的风险。

官方记忆与历史抹除

小说关注的并不只是有权势的人物死亡，而是国家如何控制附着于死亡之上的意义。庄严的音乐将希姆莱之死变成公共仪式，而其他证人的命运则与秘密和否认纠缠在一起。普里莫·莱维《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一名党卫队军官的说法，揭示了掩盖背后的逻辑——证据将遭到销毁，幸存者将被诋毁，而行凶者将决定集中营的历史。这段引文明确点出了调查所面对的利害关系——某件事即使确实发生过，只要证人和证据遭到清除，它仍可能无法获得公众承认。

因此，希姆莱之死是小说描写受控记忆时的一个参照点，而不是一段完整叙述的传记事件。对其死讯的广播悼念表明，政权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让一桩死亡为公众所知，同时压制确立其他罪行所需的证据。这一事件属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谁能活下来作证，又由谁决定公众相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