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欺骗与幻想
米德尔马契《米德尔马契》中的自我欺骗与幻象并不限于蓄意说谎——凡是欲望提供一种未来图景,并让它冒充真相之处,幻象便会滋长。罗莎蒙德·文西、彼得·费瑟斯通和特蒂厄斯·利德盖特各自想象着不同形式的圆满,而叙述者则引导读者审视人物与旁观者借以美化自身假设的种种故事。后果从个人失望到判断失真不等,展现出希望、虚荣与诠释是多么容易彼此纠缠。
欲望与对未来的想象
罗莎蒙德与利德盖特六个月的恋爱交往,使她开始构筑一座轻盈的期望之塔。当利德盖特不再拜访文西家时,她不知道原因;十天之后,他的缺席已变成一个令人恐惧的空白。她想象世界在短暂显得如花园之后,又退回荒野,并在尚未确定这份爱确实遭到拒绝之前,就感受到失恋之痛。她的恐惧十分鲜明,但恐惧所指向的事物仍属猜测——令她痛苦的不是已经确定的结局,而是希望可能破灭的可能性。
叙述者强调,这段短暂时日与其间的精神生活极不相称。罗莎蒙德食欲不振,却仍将头发编得十分整齐,并保持骄傲的镇定。她宁愿猜想是布尔斯特罗德姨妈干涉了利德盖特的拜访,因为外来的阻碍比起他自然而然地变得冷淡,更容易忍受。她的解释维护着自己想象中的恋情,尽管不确定性让那个想象中的未来日益痛苦。这一情节表明,自我欺骗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毫无感受;它也可能是通过把未知事件归因于自己最需要的解释,来努力保住希望。
与此同时,利德盖特听了牧师关于抵御海妖诱惑的戏谑后,决定除非有公务,否则不再去文西家。他相信罗莎蒙德和他一样,把两人的交谈看得很轻松,并责怪周围那些容易误解事情的糊涂人和爱管闲事者。然而,叙述者指出,他并未完全摆脱对布尔斯特罗德夫人暗示的猜测。受托转告彼得·费瑟斯通健康日渐衰退的消息时,他本可以把口信留在别处,却在文西先生不在家时登门拜访。公务差事给了他恢复两人轻松交谈的机会。他的举动动摇了自己公开表明的决心——他想把自己看成只是在抵制沉溺享乐,但他选择的路线和时刻,却为亲密关系的恢复留下了余地。
死者之手与权力的快感
彼得·费瑟斯通的葬礼安排,使幻象成为他试图行使的权力的一部分。他安排了隆重的葬礼,还要召来那些宁愿留在家中的人参加。姐妹们跋涉远路前来,亲属和姻亲的丧服则与对遗产的猜测交织在一起。这些安排并非单纯表达情意——它们属于费瑟斯通围绕自身死亡策划的一场戏,活着的人都被迫参与其中。
叙述者将费瑟斯通描写为一个既爱金钱带来的具体享受,也爱金钱赋予他的、让他人不自在的权力的人。然而,这个嘲笑他人自我欺骗的人,自己也陷入了幻象。筹划葬礼时,他未能分清预想自己死后仍能发号施令的满足感,与死后实际能够体验的快乐之间的区别。他想象“死者之手”将如何施加烦扰,便把自己活着时的意识与棺中不动的躯体混为一谈。他的幻想赋予自己一种想象中的死后控制力,但葬礼只能执行他留下的指示,无法带来他投射其中的体验。
葬礼公开可见的细节,让这种私人幻象有了具体形体。三辆丧仪马车按吩咐坐满了人,骑马的扶灵者戴着华美的围巾和帽带;甚至其他扶灵者的装饰品,也经过精心挑选,务求品质上乘。黑色队伍挤满了小小的教堂墓地,沉重的面容和被风吹动的丧服,与雏菊上的阳光和花朵形成鲜明对照。这场葬礼既圆满执行了费瑟斯通的意愿,也鲜明地对照出精心安排与无法由此复生的生命之间的差异。他想象中的死后支配力,只以活人有限的服从形式留存下来。
浪漫与家庭理想化
利德盖特看到罗莎蒙德欣喜的神情,并想象这神情照亮了自己的整个未来时,两人的恋爱似乎达到了一个确定的时刻。叙述者将他期待的幸福比作《一千零一夜》中的乐园——在那里,一切都被给予,没有任何索求。这一意象揭示了他的幻想所依据的条件。他期望婚姻能让自己免于劳作与纷争,而不是开启一种新的关系,让另一个人的欲望与要求也拥有同等的现实分量。
他对罗莎蒙德未来角色的想象同样耐人寻味。他设想一位多才多艺的妻子,会尊重他重要的研究,绝不干涉;会让家务和账目井井有条;还会弹奏鲁特琴,让浪漫情调常在。她接受的教育只应达到“真正女性化的限度”——温顺而乐于照他的意愿行事。利德盖特把这种安排视作发现了“完美的女性气质”,但这种完美属于他自己的构想——理想妻子被设计成既促进他的事业,又让家庭生活显得毫不费力。叙述者清楚指出,他把社会规定的女性顺从形象,误当成一个自己已经了解的独立个体。
实际准备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信心。利德盖特已租下一所房子,并提议六周内结婚;他认为婚后再买衣服也来得及,而罗莎蒙德则觉得他对婚礼服饰的想法与众不同,颇为有趣。不久后,他在布拉辛买了一套昂贵的餐具,因为觉得它恰好合适。他为这笔开销辩解说,想到就办是有效率的做法,而且购置家用品是必要的投资,只需做一次。餐具为他想象中的家庭未来提供了一个看得见的物件,但它的价格与仓促购买也显示,他多么容易把计划的存在当作计划可靠的证据。罗莎蒙德的母亲赞赏这套餐具,希望它不要摔坏;这笔购买暗含的脆弱,与利德盖特确信婚姻只会推动自己人生向前形成对照。
叙述者的寓言与判断的限度
叙述者并未把幻象说成只有愚蠢人物才会有的缺陷。在描写费瑟斯通自我欺骗之后,叙述者将论述范围拓展开来——人们的想象各有形式,因为欲望会孕育意象。这一观察把精于算计的老人置于一种普遍的人性弱点之中。他或许看得出别人如何自我哄骗,但这一洞察并不能使他免于为自己的未来权力编织令人宽慰的图景。
叙述者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同样体现了这种自觉。叙述者提出,任何真实故事都能讲成寓言,让猴子代表侯爵,反之亦然。这种手法把看似卑微的题材提升到更庄严的想象层次,同时也暴露出读者希望把道德重要性与社会等级联系起来的欲望。只要按比例添上几个零,微不足道的金额便能变得像重大的商业交易;规模变了,背后的行为却没有改变。叙述邀请读者留意,一种叙事框架是多么容易让普通人显得更为显赫,却并未改变他们的所作所为。
这种叙述上的游戏使判断变得复杂,而非将其取消。故事人物编造未来与解释,以维护自己的欲望;读者也可能宁愿选择宏大的类比,而不愿面对未经修饰的乡村事实。通过把浪漫期待、费瑟斯通的支配幻想,以及将地方历史转化为寓言联系起来,《米德尔马契》将幻象视为个人习惯,也是诠释活动的一种特征。欲望使想象中的未来仿佛已然到来,而叙事框架则能使平凡人生显得高贵。判断始于人们认出这些图景只是图景,而不再误以为它们就是所承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