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尼根守灵夜》的多语词语游戏
芬尼根的守灵夜《芬尼根守灵夜》的多语词语游戏是全书支配性的造义方式——语言、方言、习语、名称和虚构复合词在词语内部相撞,同时开启多种解读。从开篇段落的“循环回流的宽敞维柯路”,到以破碎而诙谐的英语收尾的一段多语交谈,这种方法把语言变成回返与争辩的场景。书中的词语不会凝定为唯一译法;它们不断彼此应和、碰撞。
一种回环往复的语言
开篇句以微型形式确立了这一原则。河流般的“riverrun”从“亚当与夏娃酒馆”流经“循环回流的宽敞维柯路”,又回到“霍斯城堡及其周边”。熟悉的词语依然清晰可辨,但经变形的拼写和重新组合,使句子在向前推进时不断回环。因此,这种圆周运动既是句中描写的回返,也是语言自身的回返——语言折返而行,把先前的声音带入新的形式。
全书开篇还通过复合词与语音回响,把历史和神话压缩在一起。特里斯坦爵士是一个“爱情小提琴手”,已经“再度归来”;地名和名称变形为“北阿摩利加”“小欧洲”和“都柏林”。这段文字并未停下来把典故整理成井然有序的层次,而是让可辨认的片段共存于迅速流动的言语表层之中;在这里,抵达已暗示回返,地名也既是声音,又是地点。
这种方法同时也是书中关于语言的一种理论。文本把世界描写成不断创造自身的“符文”,并坚持说书写材料“在印迹中隐去、暗示、错失”。词语不是透明的标签,而是一道可以重新解读的痕迹。每个词都带有“七十种顶点式解读”的说法,将多义性纳入小说明言的诗学之中——阐释是语言本身的一部分,并非读者事后搜寻某个单一隐秘答案时才附加上去的东西。
声音、对话与误认
朱特与穆特的相遇,让语言的不确定性变得戏剧化。朱特接连尝试不同的语言名称与问候语,而对话中的每一次回应,都以变了形的声音回应他试图辨认对方的举动。在一连串诙谐的问答之后,叙述者指出陌生人是朱特;随后,两位说话者交换了简短而彼此变形的问候。对话变成一场检验——言语能否建立共同基础?然而,声音总会滑入新的形态。
这段交谈并非单纯无法理解。变形的声音让可辨认的词语和语言线索继续发挥作用,因此辨认与困惑同时发生。读者听见语言正在协商,却得不到一套稳定、中立、置身协商之外的词汇。诙谐效果依赖于这双重状态——言语传达的信息足以维持一场相遇,却拒绝成为透明的传递渠道。
同一种方法在别处也造就了刻意混杂的语域。在对凤凰公园相遇事件的叙述中,一名男子向HCE提出的问题,成了一句变了形的诙谐英语问候;而HCE的回答则与时钟、军事语言、宗教声响以及叙述者对事件不稳定的讲述纠缠在一起。这起事件通过转述的话语和事后的重构呈现,而非一份清晰无误的逐字记录。因此,语言的繁复过剩伴随着对事件经过以及事件如何成为公众所知的不确定性。
众声喧哗,不稳定的证词
公众言论也无法摆脱这种不稳定性。霍斯蒂关于珀斯·奥莱利的歌谣,在转入颂扬霍斯蒂最会押韵的副歌之前,先汇集了对其主人公的种种相互竞争的称呼。这场演唱既是共同合唱,也是围绕命名展开的争论。舞台提示——有人发言、众人齐唱,以及人群的呼喊与应答——使语言具有社会性——身份在群体所唱、所重复、所争辩的内容中流转。
一系列据称目击丑闻的证人,也以截然不同的习语发言。垃圾清运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侍、官员及其他人物,各自用受自身言语语域塑造的声音给出评断;这些陈述并未组合成简单而前后一致的说法。后来,叙事本身又质疑那些被转述的暴行究竟是事先策划、实际实施,还是被准确记录。语言使证词增多,同时也揭示每种声音所提供证据的不稳定性。
开篇还把文字呈现为流通过程中的物件。一个巨大的信封被描述为用七层墨水书写,其字迹和语言不断变化,显得既像经过构思,又像即兴写成。问题不仅在于信上写了什么,也在于它的符号如何解读,以及谁有资格声称自己写了这封信。这一问题与文本被描述为“多形文本”的说法交汇——这份文件的多重人格和多种可能含义暂时汇聚为“一个稳定的某人”。语言提供暂时的连贯性,却没有抹去促成这种连贯性的矛盾。
开放形式与诙谐变形
多语方法改变的不只是词语的含义,也能改变其表面上的体裁。当肖恩开始讲寓言时,他称之为取自杰科与伊索的“格林姆故事”,并引出寓言中的草蜢与蚂蚁。就连这番开场也已是一种语言变形——熟悉的讲故事形式和说教形式,被扭转成全书混杂的习语。这则故事的开头不是采用平铺直叙的说明性框架,而是以活泼的声音和虚构复合词展开。
另一种语域出现在一名说话者声称自己只懂某种英语,并要求改天再唱另一首歌时。这番请求通过刻意支离破碎、带有滑稽模仿意味的声音说出。在这类段落中,多语游戏让话语差异变得可听,却也给读者留下形式上的张力——同一种使词语脱离固定含义的语言灵活性,也能把一种声音变成诙谐表演。因此,全书的多声部并不意味着每个声音都同样清晰或权威。
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声音、含义和叙事的不确定性紧密结合。反复出现的短语、变形的名称、借来的语域和虚构的复合词,使语言表现得如同全书循环往复的历史——看似崭新的事物带着先前事物的痕迹,而看似定局的事物也会以另一种形式重现。多语词语游戏并未消除所有歧义,而是让歧义成为叙事运作的条件,邀请读者立足于词语可听见的碰撞展开解读,而不把它们化约成唯一的最终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