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与德米多夫大公

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与德米多夫大公之间的关系，将亲情与严苛的责任教诲融为一体。德米多夫不仅是伯爵的教父——伯爵的父母去世后，他还成了时刻关照他的监护人，并劝他为了姐姐坚强起来。他的教诲留存在伯爵的记忆中，也留在他遗下的书桌里，使两人的情谊既有道德内涵，也有实物寄托。

监护人与教父

在成为伯爵的监护人之前，德米多夫曾与伯爵的父亲一同服役，是一名无忧无虑的骑兵军校生。他终身未婚；1900年，伯爵的父母在数小时内先后因霍乱去世后，他把年幼的伯爵叫到一旁。他解释说，逆境有许多种，而亚历山大必须为了姐姐坚强起来。他的教导使孤儿对海伦娜负有的责任，成为他应对困境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番话并非抽象的安慰。德米多夫奉行的原则是，人必须驾驭自己的处境，而不能受处境支配。伯爵后来回忆时，认为这是教父在他遭逢丧亲之痛时，有意传授给他的教诲。这番话直截了当，正合德米多夫本人的性情——他看重勤勉，不屑无聊琐事，并将自律视为应对困境的实际方法。

严苛的准则

德米多夫的地位不仅源自家族权威，也来自他的工作与公共职责。他代表俄罗斯出席朴茨茅斯会议，管理三处庄园，会说四种语言，读得懂六种语言。人们记得他仿佛生来便衣着正式，鲜少坐下，也从不饮酒。这幅近乎仪式化的形象，同时描绘了一个将生活建立在勤勉与自我约束之上的人。

伯爵的家人记得，不同的人曾以不同方式问起亚历山大的前途；德米多夫也曾这样问过。对德米多夫而言，这并非一个供人随意猜想的问题。每当收到有关学期成绩不佳或账单未付的报告，他便会把教子叫到图书室，朗读信件，将信扔在书桌上，然后问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预期的答案是入狱、破产，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他的关切带着几分严厉——他关心亚历山大，却不曾淡化他认为年轻人的选择可能招致的后果。

作为遗产的书桌

这段关系最真切可见的遗存，是一张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于巴黎制作的书桌，饰有镀金装饰，桌面覆着皮革。德米多夫将它留给了伯爵。桌面上留有浅浅的凹痕，那是四十多年来写给管家的指示、写给政治家的辩论文字，以及写给朋友的劝告留下的痕迹。这些印记表明，这件物品对它的前主人而言，不只是家具，也是一件用来施加影响、留心世事的工作器具。

一次聚会结束后，伯爵独自留下，用手抚过书桌，回想起与它相关的话语。随后，他摸到了右前腿后方的暗扣。一块严丝合缝的面板打开，露出一个衬着天鹅绒的空腔；另外三条桌腿内也有类似的暗格，四处暗格里都堆满了金币。这笔隐秘财富为这份遗产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德米多夫留下的既有明确的教诲，也有藏在一件须细心观察方能发现其构造的物品中的财物。于是，书桌让他的审慎有了实物形态；而伯爵则亲手发现了其中所藏之物。

记忆与持续的影响

德米多夫于1912年9月21日骑马时去世。十年后，在艾德尔霍尔庄园，伯爵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明迪奇举杯追念伯爵的父母，遵循罗斯托夫家族的传统，在家人逝世十周年之际聚会。一张朴茨茅斯条约代表团的照片上，德米多夫与俄罗斯及日本代表同框；明迪奇看见照片后称他是个老派人物，伯爵也举杯附和。德米多夫的公共角色与他在家族中的私人地位，在这一追忆之举中交汇。

伯爵后来对待索菲娅的做法，隐约映照出他当年受到的教诲。妮娜请他照看女儿时，他明白，即便只是短暂承诺，也意味着要对孩子的健康与舒适负责，因此没有试图劝妮娜打消念头。索菲娅受伤后，他抱着她下楼梯，冲出酒店，来到夏日的户外寻求医疗救助；后来在医院里，他不愿离开她，直到奥西普·格列布尼科夫安排好替他留下照看的人。小说并未将这些选择说成德米多夫教诲的直接结果，但它们让早年那番强调责任的话有了鲜活的体现。德米多夫的影响并非一再复述的命令，而是一种准则；依照这项准则，关怀必须落实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