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er Rostov与Richard Vanderwhile的友谊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与理查德·范德怀尔的友谊，按年头算虽短暂，情感上却格外亲近。他们的情谊建立在相似的成长经历、毫不费力的交谈和反复进行的社交往来之上；最明确的考验出现在理查德提议交换政治流言，而亚历山大拒绝了他，却没有因此结束这段友谊之时。这段关系将国际化生活带来的熟悉感与坚定的界限结合起来——两人可以亲密相待，却不把亲密变成交易。

超越相识年限的友谊

理查德与亚历山大于1946年在大都会酒店初次相识，当时奥德里乌斯为理查德调制了一杯洋红色鸡尾酒。四年后，两人举杯相庆，称彼此为老友；叙述者指出，这绝不只是一句客套话。友谊并非以相识多久来衡量——叙述中提到，即便两人初次见面不过几个小时前，他们也可能已经觉得彼此熟稔。他们相处得轻松自在，既因为性情相投，也因为背景相似。

两人出生时相隔十年、相距四千英里，但都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豪宅中长大，接受了博雅教育，有着大把闲暇时光，也都见识过精致之物。叙述将这些共同经历视为跨越国籍差异、彼此认同的基础——理查德与亚历山大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各自与本国大多数同胞之间的共同点都多。因此，他们的情谊虽属于私人关系，也映照出一个共同的社会世界。

叙述还将这种相似延伸到纽约、巴黎、伦敦和莫斯科的大酒店。广场酒店、丽兹酒店、克拉里奇酒店和大都会酒店建成时间相隔不超过十五年，都配有中央供暖、客房热水和电话、国际报纸、国际风味菜肴，以及位于大堂旁的酒吧。这类酒店让理查德和亚历山大这样的旅客身在异乡也能宾至如归，并与同类相聚。这种类比赋予他们的友谊一个超越单次会面的背景——他们透过这些酒店为之提供便利的共同教养与国际化习惯，认出了彼此。

相互确认的仪式

饮酒为这段友谊提供了一种反复出现的形式。两人初次相识的当晚，理查德请奥德里乌斯调制圣瓦西里主教座堂各色穹顶般色彩的鸡尾酒。调制出的鸡尾酒包括金菊鸡尾酒；后来，理查德也点了金菊鸡尾酒，庆祝索菲娅的成就。理查德到莫斯科时，通常住在大使馆，却仍会到大都会酒店与亚历山大共饮睡前酒。他们为老友举杯，将这段持续至今的关系化作一个小小的仪式——理查德归来，酒保奉酒，两人共同确认已经建立起来的熟悉情谊。

后来的会面依然温暖，却没有假装两人总是形影不离。理查德再次出现时，亚历山大认出了他，理查德也握住他的手；理查德估计，两人上次见面距今已近两年。他只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借用了西罗维奇教授的起居室，因为他想私下交谈，也不知道下次何时才能再来。私密的场所与两次会面之间的间隔，让这次重逢显得经过特意安排；握手与立刻流露的欢迎之意，则延续了两人相处时的自在。

亲密关系中的界限

理查德的请求给他们的友谊带来了现实的难题。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交换，称之为国际化圈子里的流言——谁受邀参加舞会、谁出席了舞会，以及谁引人注目等消息。亚历山大明白，这项提议既涉及流言，也涉及间谍活动，于是拒绝参与。他的拒绝带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条件——只要两人不再提起这项提议，他们依然可以是最要好的朋友。理查德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举杯祝愿他们的友谊。

这场面没有让拒绝演变成决裂。相反，它区分了个人情谊与政治合作。亚历山大没有答应以提供情报换取对方的慷慨相待，但也没有指责理查德不怀好意或与他断绝来往。理查德则不再提起此事。他们的友谊能够容纳分歧，因为维系这段关系的并非彼此利用——亚历山大坚守原则，理查德尊重他的拒绝，从而维护了两人的情谊。

在交谈中分享生活

搁下网球比赛后，两人花了一个小时谈论各自的生活。亚历山大谈起索菲娅，说她在音乐学院进步很大，依然沉思寡言。理查德则谈起自己的几个儿子，说他们在育儿室里茁壮成长，却既不沉思也不安静。这种对比为交谈增添了亲切轻松的意味；话题本身也表明，他们会把家庭生活带入友谊之中，而不把会面局限于款待或公务。

他们还谈到巴黎、托尔斯泰和卡内基音乐厅。这些话题契合两人共有的文化世界，也正是这个世界让他们最初觉得彼此像亲人；但他们的交谈并不只是互相提及熟悉的事物，也伴随着关于彼此至亲之人的近况交流。分别时，理查德提议，如果有人问起这次会面，亚历山大可以给出一个无伤大雅的说法——他与西罗维奇教授辩论十四行诗的未来，亚历山大为十四行诗辩护，教授则持反对意见。这个说法既保全了理查德所寻求的私密性，也不要求亚历山大配合那项交换情报的提议。两人握手道别，亚历山大离开时，彼此仍像往常一样亲近。无论是在酒吧共度的夜晚，还是在借来的起居室里相见，他们的友谊始终如一——有教养的社交、坦诚的交谈，以及经得起明确拒绝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