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麦考密克

乔·麦考密克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官员，他在非洲应对埃博拉的经历，成为他在雷斯顿疫情期间作出判断的重要依据。作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应对人类健康问题的负责人，他与美国陆军在如何处置一名可能感染的工作人员一事上发生冲突。这场分歧不只是关于防护措施；它使不同的风险评估、机构职责以及亲身经验的价值，都在同一场紧急事件中交织在一起。

身份与非洲经历

麦考密克此前曾在苏丹参与埃博拉调查。书中回忆，他乘飞机抵达偏远的丛林地带，进入一间屋舍，那里有病人正在死亡。他在那里与病人共事数日，期间有一次被一根沾有血液的针刺伤拇指。他没有发病。这次幸存并未消除此次暴露的危险，但让他获得了亲身经验——在远离受控实验室的环境中照料病人。

书中随后将这段经历与麦考密克对埃博拉患者护理的看法联系起来。他曾在非洲近距离接触这种疾病，却没有生病；他认为，具备专业技能的医护人员在条件良好的医院里，即使不穿太空服，也能照料埃博拉患者。他的立场建立在自身经验之上，不过，文本将其描述为不确定情况下作出的判断，而非证明每次暴露都安全。

患病工作人员的处置争议

雷斯顿疫情期间，一名猴舍饲养员病倒，丹·达尔加德告诉C. J.彼得斯，这名工作人员将被送往费尔法克斯医院。彼得斯担心此人可能正在出现埃博拉症状，主张改用美国陆军生物隔离救护车运送，并将其安置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禁闭室”生物隔离病房。彼得斯还警告麦考密克，将疑似病例送入社区医院，可能会危及医护人员及其他人的安全。

麦考密克拒绝改变目的地。他认为，戴手术口罩、穿隔离衣，再加上专业的医院护理，已经足够；他坚持将这名工作人员送往费尔法克斯医院。这场分歧暴露出双方对风险承受程度的鲜明差异——彼得斯主张采用现有的最高级别隔离措施，而麦考密克判断患者可以在普通医院环境中接受治疗。这名工作人员被送往费尔法克斯医院并安置在隔离病房，只有戴手套、穿隔离衣并戴手术口罩的医务人员获准进入。

彼得斯非常不喜欢麦考密克，但叙述者说，他钦佩麦考密克在艰难处境中果断作出决定。因此，两人的冲突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审慎与鲁莽的对立。他们各自依据不同的危险判断采取行动；尽管彼得斯不同意麦考密克的选择，他仍能认可其果断。

机构职责

这场争议发生在更广泛的职责分工背景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疫情中与人类相关的事务，而美国陆军拥有专业的生物隔离人员和设备。因此，彼得斯对将患者送往社区医院的担忧，也引出了由谁主导应对工作的问题。麦考密克坚持送往费尔法克斯医院，既是临床判断，也是在行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导人类健康应对工作的职责。

美国陆军最终接管猴舍设施，并未平息围绕这名工作人员护理方式的分歧。这一区别很重要——对受污染建筑的控制，与对可能暴露人员的处置决定，都是紧急事件中彼此相关的部分，但并未因此形成对适当隔离级别的统一看法。

事后评估

书末，叙述者回顾麦考密克在苏丹的经历，并再次谈到雷斯顿的争议。回顾指出，麦考密克对埃博拉-雷斯顿株的判断是对的——这种病毒并未显示出在人类中具有高度传染性。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决定，同时也不改变作出决定时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官员当时担心病毒可能造成的后果，与后来证据显示它在人类中实际造成的后果之间存在差距。

书末的回顾还将麦考密克与一项据称是在苏丹发现的治疗方法联系起来。当他以为自己即将死于埃博拉时，他得出结论，认为苏格兰威士忌是应对丝状病毒暴露的唯一有效疗法。叙述将此说法描述为埃博拉治疗领域为数不多的突破之一；同时，它也把这一说法与他亲历危险的经历联系起来，而非归因于美国陆军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机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