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约翰逊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尤金·约翰逊是一名陆军文职科学家、病理学家和野外流行病学家,他最重要的抱负是发现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在自然界中的存续之处。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他研究多数同事认为过于危险、不宜处理的病毒;在野外,他追寻的线索却一次又一次消失在中非的森林和草原中。他的工作把受控实验室实验与更不确定的动物储存宿主搜寻联系起来,使他成为本书叙述丝状病毒已知情况及其仍未揭晓之处的核心人物之一。

身份与研究

约翰逊负责研究所的埃博拉研究项目,被描述为埃博拉病毒及其近缘病毒马尔堡病毒方面的专家。他身材高大、衣着不整、引人注目,看起来不像传统的陆军科学家。他在少数高危病原体研究人员中的地位,源于野外经验和富有创意的工作,不过他也以很少发表研究成果而闻名。专业声望与有限的公开记录之间的落差,使他颇具神秘色彩。

本书呈现的谨慎,并非源于无知或单纯胆怯,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敬畏。约翰逊对病毒深怀戒心,因为他明白人们对病毒仍有太多未知之处——研究人员不知道哪些动物在野外携带丝状病毒,也不清楚病毒究竟如何在宿主之间传播。他多年来在中非各地搜寻,却始终未能找到病毒在自然界中的藏身之处。发现埃博拉病毒的储存宿主,是他一项宏大的科学抱负,但一再搜寻仍未能解开这个问题。

实验室工作与南希·贾克斯

约翰逊在研究所开展的埃博拉项目利用猴子检验药物是否可能有助于治疗感染。由于猴子和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它们可以作为研究一种能够感染两者的病毒的模型。南希·贾克斯自愿担任该项目的病理学家,负责查明受感染动物死亡的原因。她在AA-5埃博拉套间工作;这是一处第四级生物安全防护设施,专门维持负气压,使空气向内流动,而不是将污染带到外面。随着动物开始死亡,约翰逊的研究需要对它们的病情及其影响进行仔细检查。

这项实验体现了该项目的医疗防护目的——感染少数动物,给予候选药物,并寻找能够对抗、甚至可能治愈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疗法。然而,这项工作也暴露出一个根本障碍——一种能够严重危害灵长类动物的病毒,正是通过感染灵长类动物来研究;与此同时,本书所述的第四级病原体尚无疫苗或治愈方法。因此,约翰逊的项目在寻求实际防护的同时,也必须面对一种生物学特性和传播方式尚未被充分了解的病原体。

彼得·卡迪纳尔与马尔堡病毒调查

彼得·卡迪纳尔死后,约翰逊将这名男孩的血清样本放入盛有活猴细胞的培养瓶中进行检测。他看到细胞破裂并死亡,这表明样本中含有一种迅速复制、毒力很强的病原体。随后,他将培养物中的液体转移到三只恒河猴体内。两只死亡;第三只病情危重,但最终存活。进一步的豚鼠试验也证实,该病原体能够感染另一种动物。约翰逊确认卡迪纳尔感染的是马尔堡病毒,随后便从鉴定病原体转向追查男孩是如何接触到它的。

彼得与他姐姐的不同经历,有助于调查聚焦。两人的父母解释说,彼得是一名业余地质爱好者,曾用锤子敲击基图姆洞穴的洞壁,并采集含晶体的岩石。家里的司机敲碎了岩石,厨师清洗了岩石;检测显示,两人均未感染马尔堡病毒。约翰逊考虑过,病毒是否可能通过晶体上的微小割伤进入彼得体内,而晶体可能被动物尿液或昆虫残骸污染。这只是一种可能的途径,并非已经确认病毒来源的发现。即使洞穴是暴露地点,自然宿主仍然未知。

基图姆洞穴与野外搜寻

约翰逊对进入洞穴的顾虑,源于他在1986年进行的实验。他证明猴子吸入马尔堡病毒或埃博拉病毒后可能受到感染,而且少量空气传播的病毒就足以引发感染。首次前往基图姆洞穴时,他和肯尼亚参与者使用军用防毒面具,以及用印花枕套临时改制的防护用品。这些临时装备与他们试图控制的风险之严重形成对照。

卡迪纳尔去世半年后,即1988年春,约翰逊带着二十箱防护装备和科学器材返回内罗毕。调查期间,肯尼亚政府关闭洞穴,不准游客进入。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彼得·图凯伊领导一支由35人组成的肯尼亚与美国联合小组,其中大多数是肯尼亚人,包括科学家、医生、野生动物学家和劳工。小组带去了豚鼠和17只关在笼中的猴子,包括狒狒、塞克斯猴和非洲绿猴,将它们用作哨兵动物。由于没有仪器能够直接检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存在,计划是在洞内及其附近安置动物,观察是否有动物患病。现有证据说明了此次搜寻的设计和规模,却不能证明它找到了病毒的储存宿主。

生态背景与叙事作用

约翰逊的调查属于一个更广泛的叙述,涉及人类、动物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间的接触。在埃尔贡山周边,森林因采集薪柴和放牧而遭到清理,人类聚居地不断逼近野生栖息地,大象则逐渐消失。在其他地方,灵长类动物贸易的发展使野生动物被关进拥挤的笼子,病毒可能在动物及不同物种之间传播。本书提出,这种贸易可能创造了有利于病毒出现的条件,艾滋病也可能源于病毒从灵长类动物跨越物种传播至人类;书中将这些联系作为理论提出,而不是已获证实的解释。它们呼应了约翰逊工作中的核心难题——一个看似合理的地点或传播途径,并不等于证明了自然储存宿主或传播路线。

本书还把约翰逊的实验室与野外工作置于一种令人不安的意象之中,将病毒描绘为捕食者。这种说法让病毒漫长而悄然的存续及其突如其来的影响更具叙事张力,但调查本身仍是通过样本、动物模型、防护装备和未有定论的假设推进的。约翰逊的重要性,在于他将这两种尺度联系起来——受控的培养瓶与广袤的森林,观察到的感染与病毒究竟栖身何处这一尚未回答的问题。他的搜寻受到一种可能性的驱动——了解隐匿的储存宿主或许能阐明未来感染如何发生;然而,现有证据一次又一次地止步于揭示真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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