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布雷曼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乔尔·布雷曼是一名医生,曾加入派往扎伊尔布姆巴区的野外小组,当时正值1976年埃博拉疫情。他的关键贡献不仅仅是抵达疫情偏远的中心地带——在扬布库传教医院,他意识到医院反复使用注射器具,使治疗过程成了传播途径。他的野外经历表明,这场疫情既是一场生物学紧急事件,也是日常医疗照护的失灵。

派遣与准备

卡尔·M·约翰逊及其同事首次分离出埃博拉病毒两天后,布雷曼与约翰逊及另一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医生一同前往非洲。小组携带了十七箱设备,出发前往扎伊尔和苏丹,协助组织应对仍在持续的疫情。抵达日内瓦后,他们联系了当时对这两场疫情所知甚少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们重新整理设备,并准备继续前往非洲。

布雷曼加入了一支前往扎伊尔内陆的考察队;当时,关于布姆巴的可靠消息寥寥无几。他不久前刚被任命为密歇根州流行病学家,并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家中。他为这趟旅程所做的准备十分有限——一个旅行包、一把牙刷、纸质外科口罩、罩衣和橡胶手套。他没有处理高度危险传染性病原体所需的适当装备。威胁的规模与他所携带工具之间的差距,也伴随着他进入疫区。

小组搭乘的是一架隶属扎伊尔空军的C-130“布法罗”运输机。这架飞机是蒙博托·塞塞·塞科的私人飞机,配有豹纹座椅、折叠床和酒吧台;在载着医生们飞往疫情地区之前,它曾是总统专机。布雷曼从飞机上俯瞰,看到广阔的森林和刚果河,其间点缀着零星湖泊和小型聚居地。远眺时,飞机带来了身处险境之外的安全感,但即将着陆的前景改变了他对旅程的感受——他担心自己正飞向死亡,不确定能否再见到家人。

进入布姆巴区

“布法罗”运输机在布姆巴郊外降落时,机组人员让螺旋桨继续运转,催促医生们下机,随后便起飞离去。小组见到了当地州长,他为基本物资短缺而忧心。一名比利时医生拿出一袋现金;州长收下钱,并借给小组两辆路虎越野车。因此,考察队的行进不仅取决于医学知识,也取决于能否与当地官员达成安排,以及能否在艰难地形中找到交通工具。

雨季向北的道路由一连串泥坑和溪流构成。沿途村庄里,小组遇到用倒下的树木设置的路障。长老们封闭了社区,不让外人进入,以保护居民免受疫情侵袭;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反向隔离方式。医生们必须说明自己是来帮忙的,村民才肯清除障碍。对布雷曼来说,进入受影响社区意味着要经过一连串当地人的决定,弄清谁可以进入,以及村庄需要采取什么防护措施。

经过漫长的一天,小组抵达扬布库传教医院,医院距刚果河约五十英里。那里看起来空无一人。床垫已被搬走,并在附近的足球场焚烧,地板也已经清洁。三名幸存的修女、一名神父和几名非洲护士留了下来;他们用杀虫剂对房间进行喷雾处理,希望驱散病毒。然而,产科病房尚未清理。小组在那里发现了丢弃的注射器和几盆水,显示这处医疗场所曾在疫情压垮工作人员之际陷入混乱。

识别感染途径

布雷曼和小组前往医院以外的村庄,看到有人在家中患病。一些居民被安置在村庄边缘的隔离棚里;一些曾有人病逝的棚屋则被焚毁。疫情似乎正在消退——许多死亡已经发生,疫情也已迅速席卷布姆巴区。布雷曼在一个村庄检查一名病情严重的男子时,理解了这些情景之间的关联。他得出结论,受害者是在医院感染的;病毒在那里侵袭修女,随后又传播给前来求医的人。

这一结论符合当时已知的疫情情况。在扬布库传教医院,工作人员用少量皮下注射针为许多患者注射,有时从一次注射转到下一次注射时并不冲洗针头。后来成为首例已知埃博拉扎伊尔型病毒病例的一名教师曾在那里接受注射;此前一名身份不明的患者可能已经感染,并通过同一套器具将病毒传播出去。布雷曼在野外的判断既没有找出那名身份不明的首位患者,也没有确认所有传播环节。但这确实指出医院是疫情的重要放大源,并解释了为何前来求助的人也卷入了疫情传播。

疫情出现在周边五十五个村庄,在家庭之间传播,并侵袭医院的护理人员和比利时修女。布雷曼遇到这些后果时,疫情浪潮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他的判断将医院的做法与更广泛的传播模式联系起来——受污染的注射可能使感染从一名患者传给另一名患者,而照顾病人和料理逝者的人则面临进一步暴露的风险。医院并非只是疫情发生的背景;其日常做法也助长了这场紧急事件的发展。

任务的局限与意义

野外小组试图通过无线电联系金沙萨,告诉卡尔·M·约翰逊及其他人,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一周后,他们仍未能取得联系。他们返回布姆巴,在河边等候,直到一架飞机绕镇盘旋后降落;小组便跑去登机。无线电联络失败和离开的延误表明,即使医生们已经抵达疫情中心,这项调查仍处于孤立状态。

布雷曼在这一事件中的经历,体现了他从恐惧和不确定走向实际解释的过程。他抵达时只有有限的防护装备,途经一些为自我保护而阻拦外人的社区,最后进入一所医院;那里的工作人员靠清理现场的大部分区域并将其封闭才得以幸存。关键时刻在于他对小组发现的情况作出了解释——疫情的传播途径很大程度上经过了本应治疗疾病的机构。因此,他的野外工作既展现了疫情调查的价值,也揭示了它的局限。调查能够识别一种可能的传播机制,并确认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但由于隔离、联络失败以及首位病例身份不明,传播链上的重要环节仍未得到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