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夫·门格勒探访并质问父亲

1977年，罗尔夫·门格勒前往巴西探访父亲约瑟夫·门格勒，此行使两人多年来焦虑而疏远的关系演变为直接对峙。罗尔夫询问父亲在奥斯威辛做过什么，以及他是否应为那里的罪行负责；约瑟夫给出一套详尽的纳粹意识形态与职责辩护，却没有承认罪行，也没有表达悔意。罗尔夫提前离开，确信眼前这个人是一个毫无悔意的战犯。这次会面最具决定性的揭示，并非隐秘的供认，而是在面对面提出问题时，否认仍然持续。

在威胁之下安排的探访

约瑟夫通过书信极力促成会面，信中夹杂着哀叹、含混的威胁，以及对孤独的诉说。他说，如果罗尔夫不来，自己可能会自杀；他形容自己濒临崩溃，并担心以色列人会杀害他。身为年轻律师的罗尔夫最终答应前往。随后，父亲把这趟旅程当作一次军事行动来安排——他告知罗尔夫如何制造假线索、预订多家旅馆、乔装打扮、辨认监视，以及持假护照抵达。他甚至建议罗尔夫接受训练，并说沃尔夫拉姆·博瑟特可以在圣保罗提供武器。这些防范措施体现出约瑟夫持续不断的被捕恐惧，但叙述也明确指出，当时的实际危险远没有这些准备所显示的那么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德仍以为他身在巴拉圭，而以色列没有掌握最新情报，也已不再计划绑架他。自六日战争以来，对拉丁美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的顾虑，以及对侵犯国家主权的担忧，也使以色列对在该地区追捕一名早年的纳粹分子心存戒惧。

这些准备带来更多延误和紧张。约瑟夫坚持让罗尔夫独自旅行，因为他不认识罗尔夫信任的那位朋友；他不断给塞德迈尔写信，并在罗尔夫推迟行程时责怪他。罗尔夫在德国坠入爱河，直到1977年10月10日才启程。出发前，他在塞德迈尔家的花园里见了卡尔-海因茨。卡尔-海因茨给了他几千美元，让他转交给约瑟夫；家人称约瑟夫为亲爱的弗里茨叔叔。约瑟夫还请罗尔夫给博瑟特和埃尔莎带礼物，包括剃须刀零件、施普雷瓦尔德酸黄瓜，以及送给埃尔莎的蕾丝茶巾。这些日常琐事与繁复的逃亡防范措施并置，显得格外古怪——这趟旅程一方面被想象成一次危险的潜入行动，另一方面却通过家族资金、跑腿办事和人情往来来安排。

抵达巴西

罗尔夫和他的朋友乘飞机抵达里约热内卢。罗尔夫出示了一本从朋友那里拿来的护照；朋友则带着自己的有效护照作为备用。边境官员放行了罗尔夫。在里约热内卢住了一夜后，罗尔夫独自继续前往圣保罗，并按指定地点更换出租车，最终抵达博瑟特的住所。随后，两人驾车前往埃尔多拉多的阿尔瓦伦加街。他们最终来到5555号，一名留着小胡子的年长男子站在屋外。这个人正是罗尔夫的父亲约瑟夫·门格勒。

在平房里，罗尔夫注意到，父亲已从他记忆中那个在童年山间假期里精力充沛的人，变成了一个声音颤抖的老人。约瑟夫含泪欢迎他，但罗尔夫不让重逢取代此行的目的。塞德迈尔曾提醒他，约瑟夫是个善于表演的人，罗尔夫没有把眼泪当作回答。他直接询问父亲为什么去奥斯威辛、在那里做过什么，以及针对他的指控是否属实。约瑟夫拿出啤酒和葡萄酒，询问吃饭的事，还对罗尔夫的长发和喇叭裤表示不满。罗尔夫坚持要先问问题。

约瑟夫为奥斯威辛所作的辩护

约瑟夫以一套历史与生物学理论作答。他借用有关西方衰落的观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危机归咎于现代科技、资本主义、大众社会、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他声称德国民族需要恢复活力，并引用希特勒规划的人口数字——以一亿德国人为基础，中期达到二亿五千万，到2200年达到十亿。按照这种说法，国家的种族野心被描绘成历史存续的所谓必然要求。

罗尔夫问他本人在奥斯威辛做过什么时，约瑟夫称那是军事和科学职责。他把抵达的囚犯形容为需要分拣的外来物，声称自己尽可能多地挑选人员去劳动，还说参与他研究的双胞胎欠他一条命。他把筛选比作军事医院里的决定，并将杀害被认定无法劳动的囚犯说成是结束他们的痛苦。这些说法颠倒了他行为的道德含义——参与筛选的医生将自己塑造成拯救者，而大规模杀人则被他描述成非个人生命规律的结果。

罗尔夫用手指敲着桌子，拒绝接受这番意识形态说教来代替回答。他知道那些关于西方衰落的理论，也不是专程到巴西来听父亲重复纳粹教义。不过，他仍然听着，希望约瑟夫或许会承认罪责或表达悔意。约瑟夫却说，自己出于对德国的爱和对元首的忠诚而服从命令；他坚称奥斯威辛及其杀人机器并非由他创建，并称自己不过是众多齿轮中的一个。他还声称，任何过分行为都不该由他负责。罗尔夫转过身，望向窗外玩球的孩子；他不再听父亲的解释，但并未结束盘问。

结束探访的问题

罗尔夫重新谈到犹太人，问父亲是否曾对那些被送去死亡的儿童、妇女和老人心生怜悯，或感到悔恨。约瑟夫以非人化的生物学类比作答，把犹太人比作传播疾病的害虫。他否认怜悯适用于此，声称犹太人威胁北欧人类，并把消灭他们说成必要之举。他还称良知是一种妨碍行动的疾病，并把法官描绘成复仇者，而非正当权威。这些并非一时的推托——它们揭示了支撑其辩护的前提——整个民族被剥夺了人的地位，而道德判断本身则被视为障碍。

当晚，罗尔夫问约瑟夫是否杀害或折磨过人。约瑟夫挺直身子，发誓自己没有伤害任何人，并把自己的角色比作轰炸敌方城市的飞行员。他辩称德国人没有抗议，教宗也没有抗议；他将自己的工作说成是在服务雅利安种族的未来，并称个人无足轻重。罗尔夫仍然相信有关父亲罪行的说法，约瑟夫便勃然斥责儿子，把他的不信归咎于法律教育、继父、媒体和年轻一代。他要求儿子尊重自己，并再次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这场发作清楚展现了父子之间的隔阂——罗尔夫想要一个有关具体人命的回答，约瑟夫却继续为一种抹去这些人的抽象观念辩护。

经过两天两夜的交谈，罗尔夫放弃了。他认为父亲顽固、邪恶且毫无悔意，并认定他是战犯，也是危害人类罪犯。探访余下的部分——散步、与博瑟特合影，以及在贝尔蒂奥加海滩野餐——在罗尔夫看来都只是一场骗局，而非和解。他提前离开。到了机场，约瑟夫喃喃说希望两人还能再见面，但罗尔夫朝登机区走去。结局没有让家庭纽带重新恢复，也没有迟来的供认——这次会面反而证实，即使近在咫尺，也无法使约瑟夫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