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

在本书对上帝护理的论述中，爱尔兰占据核心位置，因为作者将其视为检验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宗教责任的试金石。爱尔兰的政治前途与当地民众所受宗教教育息息相关——作者认为，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未能向爱尔兰传福音，使其对该国的控制岌岌可危。因此，爱尔兰并非仅仅是教育争论的背景；本书关于圣经、政府、宗教自由和国家责任的主张，都在这里交汇。

爱尔兰在上帝护理的论述中

作者将爱尔兰置于有关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崛起及其责任的更广泛论述之中。本书认为，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的影响力，并非仅仅源于其岛国地理位置或商业优势；其地位也意味着一项宗教责任。论述援引居鲁士与被掳的犹太人的历史，作为权力为特定目的而赐下的先例，继而将这一先例引向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本书将其在列国中的地位视为一项托付，认为这份托付应当用于使爱尔兰和印度的人们能够获得圣经。

这种解读使爱尔兰在本书对国家行为的论述中具有重大意义。作者认为，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任由爱尔兰民众长久处于蒙昧之中，并希望通过迁就迷信来保有爱尔兰。在作者看来，这种迁就并未化解冲突，只是让根本的宗教与教育问题悬而未决。因此，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可能失去爱尔兰的警告，并非基于军事或行政事件的预测，而是被描述为未能履行作者所认为的上帝护理之下的责任所导致的后果。

教育之争

论述的主要实际焦点，是排除圣经的国民教育制度。作者区分了该制度对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的影响——据称，新教徒家中有圣经，而该制度则使罗马天主教徒无法接触圣经。这一区分使批评比笼统指责公立教育更为具体——核心指控是，公共教育供给使教育得以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进行，从而限制了圣经在作者认为最需要圣经的人群中的传播。

本书还论及以不干涉宗教信仰为由所作的政治辩护。书中描述，政客们认为，试图使人们对宗教有所认识，可能会扰乱现有习俗。作者驳斥这种谨慎，认为它只是理论推测，而非基于对人性的了解；并以爱尔兰和印度为例指出，依照本书的论述，现实经验已证明这类政治臆测站不住脚。因此，爱尔兰也成为一场争论的焦点——教育应由谁来决定其准则——政府政策、宗教权威，还是人们接触圣经的机会？

圣经教育的另一种选择

作者在对照国民教育制度时，描述了另一种教育路径的可能性。圣经教育正在发展；如果政府没有介入，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基督徒的支持下，伦敦爱尔兰协会本可能将圣经教育推广至全国。本段将此描述为一种曾经存在的机会，而非已经实现的全国性成果。作者还认为，若非政府资助使不教导圣经的学校得以开办，教士的反对也无法阻止人们进入诵读和记忆圣经的学校。

这一论述赋予制度性支持决定性作用——问题不仅在于圣经未出现在某些具体课程中，也在于公共资金帮助维持了另一种教育安排。然而，作者并未将这扇门描述为永远关闭。按照本书的神学解读，耶稣基督暂时任由这扇门关闭，却能够再次将其打开。与此同时，现行制度或许能使人们在机会来临时具备阅读圣经的能力。书中将这种情形比作一名叛军先学会军事操练，之后才重归效忠，以此表达其中的悖论——最初服务于作者所反对目的的教育，仍可能赋予人们日后改作他用的能力。

政治利害与未解的张力

论述所期望的结果，是让人们享有良心自由，同时能够接受圣经教导。作者主张良心应当自由，但反对花钱维持本段所称的蒙昧帝国。因此，爱尔兰的困境被置于自由与供给之间的张力之中——国家不应强迫人们信仰，但其教育政策却因使不教导圣经的学校得以开办，而受到批评；在作者看来，这也限制了人们接触圣经的机会。

本书的结论既是警告，也是希望。书中敦促大不列颠的海上与商业强权认识到，其地位取决于是否忠于圣经之神；爱尔兰的疏离被视为疏于履责可能导致的后果，而日后接触圣经仍有可能。这些是作者对上帝护理的判断，并非对爱尔兰公众意见或教育制度实际运作情况的中立描述。然而，在这套论述中，爱尔兰成为衡量政治权力是否会被用于支持本书认为上帝所托付之宗教使命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