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认为，一个社会最终走向繁荣还是贫困，必然取决于其地理、文化或过去。本书否定这一结论，但并未否认历史的影响——继承而来的制度和早期转折会制约后续发展，却不会使任何一种特定结果成为必然。本书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社会分化源于制度漂移、关键转折、政治冲突以及具有偶然性的选择。

该理论所否定的观点

本书的结论十分明确——不应把历史解释误认为历史必然性。书中指出，秘鲁并非注定要因地理或文化而陷入贫困。与西欧和美国相比，秘鲁相对贫困的原因，应从其制度的发展中寻找，其中包括该地区遭受殖民的方式。五百年前，印加帝国比占据北美的规模较小的政体更富裕、技术更先进，政治集权程度也更高。后来的逆转既不是这些起始条件自然导致的结果，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结局，而是在关键转折点上一连串具有偶然性的制度发展所造成的。

同样的区分也适用于具体的政策选择。加纳那些在经济上缺乏合理性的国家项目，包括一座规划运输路线连接偏远地区的鞋厂，以及一座建在不种芒果地区的芒果罐头厂，不能简单归因于无知。夸梅·恩克鲁玛政府能够获得知情的经济建议，包括托尼·基利克和阿瑟·刘易斯的意见。本书认为，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服务政治需要——恩克鲁玛需要借此巩固支持，维系非民主政权。同样，科菲·布西亚的经历表明，改革建议并未消除政治制约。他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货币贬值方案后，阿克拉发生动乱，他也因此被推翻。这些案例挑战了仅凭更多信息就能创造繁荣的观点。

漂移与转折点

另一种解释从制度漂移出发——起初可能相当相似的社会，逐渐而偶然地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围绕收入和权力的冲突、不同的习俗、产权以及组织权威的方式，都会带来细微差异。制度漂移如同基因漂变，没有预定的方向，也不一定只会累积——差异可能扩大、消失，之后又重新出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即使制度差异很小，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它们会塑造社会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

关键转折是指打破既有政治或经济平衡的重大事件，或多种因素的汇聚。它可能开启通向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的道路，也可能强化攫取性制度。黑死病体现了这两种可能。在农民相对更有力量、更为自主的英格兰，这场动荡助力封建制度瓦解；在东欧，它则促成了第二次农奴制。到1600年，西欧劳动者日益摆脱封建义务，并成为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东欧劳动者则更常被迫生产西方所需的商品。这场瘟疫并未带来普遍一致的制度结果——各社会不同的起始安排塑造了彼此不同的应对方式。

制度漂移与关键转折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解释大西洋贸易为何对欧洲各地产生不同影响。十七世纪，英格兰君主无法像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那样垄断海外贸易。因此，贸易与殖民使与王室关系相对疏远的英格兰商人致富，他们随即推动限制王权；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政权及其盟友则更有条件攫取贸易收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制度变迁，并非大西洋贸易出现后自动发生的结果，而取决于一些细微的既有差异——谁掌控商业，以及谁能利用商业利润挑战政治权威。

冲突、延续与变革

制度之所以延续，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安排会相互强化。攫取性制度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从中受益者积累财富和政治影响力，继而利用这种权力抵制那些会威胁其地位的变革。包容性安排同样可能支撑良性循环。不过，这些模式都不是绝对的。有些社会已经摆脱攫取性安排，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尽管这类转变困难重重，发生的时机也难以预测。

抵制变革的利益动机未必源于无知。经济增长与创新在提高总收入的同时，也会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英格兰工业革命期间，机械化改变了蒸汽动力、运输和纺织生产，但这些变化也威胁既有企业、技能和政治地位。本书沿用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创造性破坏——新技术和新产业取代旧有事物。像约瑟夫·蒙博托这样的统治者，如果刚果民众繁荣起来，本来也可能更加富有；然而，促进增长的制度也可能重新分配收入和政治权力，从而使掠夺性统治者蒙受损失。整个社会能够获得的收益，并不保证掌控国家的人也能获益。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建议和总体经济收益本身不足以预测制度选择。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哪些政策能够提高产出，还在于谁掌握决策权、谁可能获益或受损，以及政治参与者受到哪些制约。历史结果产生于制度内部的这些冲突，而不是源于朝向更大繁荣的简单进程。因此，本书认为制度延续的力量很强，但绝不把延续视为变革不可能发生的证据。

偶然性与反事实道路

本书通过反事实推演进一步论证，历史并非必然如此发展。印加帝国本可能抵抗欧洲殖民，就如德川时代的日本曾抵御外部压力，随后经历重大制度变革。更具攫取性的制度或许降低了秘鲁实现这类转变的可能性，但并未使欧洲统治成为历史必然。如果印加国家抵御了外来势力并实现现代化，新大陆乃至更广阔世界的历史都可能有所不同。

欧洲的扩张本身也并非不可避免。本书列举了一连串具有偶然性的进展——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的过程中削弱了君主；公元第一个千年转折之后，商业自主的城市在欧洲兴起；欧洲君主没有像明朝皇帝那样遏制海外贸易；黑死病打破了封建安排。如果这些进展以不同方式发生，欧洲列强或许就不会迅速崛起并殖民世界。秘鲁比西欧或美国更富裕的世界，并非已经发生的另一种历史，而是实际历史进程并未排除的一种可能。

这种偶然性限制了精确预测。十五或十六世纪，很少有观察者能够预见英国将突破重围，走向包容性制度；这取决于其制度发展与大西洋贸易开辟之间特定的相互作用。同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中国不久后将开启激进的经济变革并实现快速增长。这些逆转并未使历史解释失去意义——理论能够解释繁荣与贫困的大体模式，同时承认它无法确定数百年后哪个社会会比另一个社会更加繁荣。历史塑造了可行的发展道路，却没有规定唯一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