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追查埃弗利、阿什与埃克斯曼之间的关联

伯顿警探的调查通过一次共同参加的商务聚会，将赫伯特·埃弗利、凯恩·阿什和霍克·埃克斯曼联系起来，使几宗彼此独立的谋杀案调查呈现出可能相互串联的迹象。这种联系只是暗示，并未得到证实——三人当时同时身在华盛顿，但伯顿无法证明他们曾经见面。霍克·埃克斯曼随后失踪、家庭生活动荡不安，以及家中藏有一批枪支，都加深了警方的怀疑，却没有消除疑点。

早先与警方的接触

在伯顿解释这层关联之前，叙述已经交代了伯克·德沃尔对执法部门的看法如何变得愈发冷硬。他坐在拉斯基尔的州警察营房一间淡黄色小办公室里的绿色塑料椅上——三面墙覆着亮闪闪的塑料，另一面是粗糙的混凝土砌块墙，黑色地板和隔音天花板让整个房间显得像是专为便于清洗而设计的。对他而言，这里的环境不只是机构的装饰。他想象着可怕的东西能多么迅速地被水管冲走，随即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种全新而令人不安的职业技能——能够从这种角度思考。

在针对比利的案件中，这种对官方程序的疑心愈发强烈。警方掌握了有人计划盗窃商店的证据，包括比利朋友的供认、目击男孩们搬运赃物的证人，以及他们试图逃跑的事实。警方仍然想要的是能将这些男孩与此前三起盗窃案联系起来的证据。伯克出面坚持说这是比利的初犯，将儿子与另一个男孩区分开来，不让调查把两人的情况归成一套说法。侦探表现得和善，并没有让他安心；他把对方急于办完文书工作的举动解读为漠视这家人的处境。

因此，伯克把侦探视为敌人，也不接受警方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和住宅而存在的假定。玛乔丽注意到他的态度变了，便收回了先前的一些同情。她问比利能不能回家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比利必须在早上出庭，届时律师可以申请让他由父母领回。这次接触构成了伯克后来与伯顿警探谈话时的情绪背景——他听着一名调查人员说话，却早已认定官方权力谋求的是自身利益。

与财政部的关联

在之后的谈话中，伯顿警探告诉伯克，调查终于将埃弗利和阿什联系起来。相关事件发生在四五年前，当时财政部为一份政府合同征求投标，合同涉及特种纸张。有关部门和公司派代表前往华盛顿，与财政部官员会面。伯克记得，那是一份关于进口表格的合同，并回忆说，他任职的公司没有投标——防伪业务不完全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也没有寻求更多业务。

伯顿说出了关键的重合之处。当时同时在华盛顿的代表中，有埃弗利、阿什和霍克·埃克斯曼。伯克立刻推断三人见过面。伯顿对这一推断作了限定——调查尚未证明他们见过面，而他认为也不必证明这一点。证据只能证实他们同时出席了一场与商务有关的活动，并不能证明有记录在案的交谈或协议。这一区别使这层关联虽事关重大，却仍不完整。三人同时出席，令他们的人生经历有了一个共同节点，但无法说明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霍克·埃克斯曼受到怀疑

伯顿说，几周前他曾以与找伯克谈话相同的方式找霍克·埃克斯曼谈过。他不喜欢霍克·埃克斯曼的举止，但那次问话没有为他提供足以逮捕对方的证据。伯克依据自己对霍克·埃克斯曼的印象，想象了那次会面——一个傲慢自负、满脑子都是自身烦恼，并因当西装销售员而感到受辱的人，不大可能对一位认真负责的侦探有好脸色。这是伯克对霍克·埃克斯曼态度的解读，并非独立的有罪证据。

伯顿现在怀疑，警方登门把霍克·埃克斯曼吓得逃走了。警方调查后发现，霍克·埃克斯曼家中早已动荡不安。他的妻子发现他有婚外情后，找律师咨询离婚事宜；她是他的第四任妻子。伯克把这种情况概括为霍克·埃克斯曼正在给自己的生活惹麻烦，伯顿则补充说，受到影响的不止他本人。这些家庭细节有助于解释他为何可能早已准备离开，却不能证明婚姻危机导致了他的逃亡，也不能将其直接与谋杀案联系起来。

警方搜查霍克·埃克斯曼的住宅时，发现了一大批枪支，可能有十来件，种类各不相同。警方正在用它们与谋杀案调查中取回的子弹进行比对。伯顿本人认为，霍克·埃克斯曼很可能已经处理掉了杀人所用的枪支。因此，这些武器提供了一条具体的调查线索，但在此时仍属于尚未检验的证据——谈话中既没有报告比对结果相符，也没有确认任何一件是凶器。

尚无定论的线索

伯克问霍克·埃克斯曼可能去了哪里。伯顿说，调查人员正在询问霍克·埃克斯曼的两位女友，而新加坡是他最常提起的地方。这只是一个可能的目的地，并非已经确认的去向。叙述结束时，调查仍未有定论——三人在华盛顿的重合已经查明，但他们是否见过面尚未证实；霍克·埃克斯曼已经失踪，但伯顿问话后并未有人被捕；枪支仍在接受比对，尚未得出结论。场景将这些事实并置，使那场商务聚会成为新的调查枢纽，同时保留了三人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