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并非通过生平或戏剧性行动呈现，而是在对让-雅克·卢梭的阐释中作为一位关键的哲学对话者出现。他将卢梭关于公意的政治论述引入伦理学，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自由观——服从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普遍法律。这一比较既使康德成为卢梭的思想继承者，也提供了一种视角，让人看清卢梭政治理论本已蕴含的内容。

卢梭的政治观念被引入伦理学

这一论述将公意视为不只是政治制度的一条规则。其基础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作为自由行动者，能够依照普遍法律而非由欲望或私人利益支配的法则来决定自身。康德将这一自我立法的政治理论应用于整个伦理学——个人与普遍法律的关系成为理解道德自由的范式。

这一发展并未被呈现为将某种观念从政治领域简单移入道德哲学。卢梭本人拒绝将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分开，并坚持二者的统一。在他对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论述中，正义取代本能，行为也获得了先前所没有的道德性质。因此，政治状况的变化也意味着一个人行动方式以及理解自由的方式发生变化。

卢梭区分自然自由——追求自己能够获得的一切的力量——与受公意限制的公民自由。他还指出另一种自由，即道德自由——受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支配。康德的伦理体系将自我统治与道德之间的联系系统化。由此，卢梭阐述这些区分的章节预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形态，尽管卢梭在那里并未直接探讨专门意义上的伦理自由。

普遍法律、自主与自由

按照这一论述对康德的介绍，行为的道德性质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普遍法律。仅受激情支配的行为并非道德行为。自由也不只是追随即时欲望的能力——它要求一个人的活动围绕理性目的形成统一。受自私激情或特殊考虑支配的意志从自身之外获得行动方向，因而是他律的；而为追求普遍目的而给自己规定法律的意志则是自律的。

这是卢梭与康德最为接近之处。卢梭以人的自由为其政治学说的基础——由于人能够依照自己创制的普遍法律行动，政治共同体原则上也能够为自身及其成员制定此类法律。公意正是这种可能性的政治表达。康德将这一结构扩展到整个伦理学，而卢梭的论证则表明，这一结构的道德意涵已经存在于他对政治联合的论述之中。

这一论述也提醒读者，不应把公意等同于多数人碰巧作出的选择。卢梭有时似乎将共和决策视为证明持异议的投票者犯了错误，但他自己的原则并不能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就是公意。与特定阶层的意志相比，多数人的意志更有可能表达共同利益，但并不因此自动拥有道德正确性的资格。这一限定对于理解康德与卢梭的比较很重要——普遍法律是理性自我治理的标准，并非某个群体占主导地位的偏好的一种简单说法。

理性意志与人类情感

两位哲学家的相似之处并未抹去他们之间的差异。康德的道德命令被描述为由理性驱动；卢梭虽然认为公意本身是理性的，却在人类情感中寻找一种推动力量。在卢梭的论述中，自然法不仅铭刻在人类理性之中，也铭刻在人心之中；在那里，它能够比哲学训诫更有力地发声。

这种诉诸情感的做法与卢梭对自然自爱和比较性的利己自爱所作的区分相关。他认为，人性能够渴望得到公平对待——像他人一样作为共同体的一员——而关心自己并不意味着想要一切都以损害他人为代价。利己主义反倒是自然善性的扭曲。按照这一观点，只要社会败坏没有将人的情感扭曲，公意所表达的普遍要求就能在自然人的情感中引起共鸣。

因此，康德与卢梭强调了不同的支撑，却由此得出相似的道德自由结构。康德着重强调理性的普遍性；卢梭则将理性的意志观与一种能够使其主张在人类生活中生效的情感结合起来。这一区别保留了卢梭特有的情感诉求，同时也解释了为何两位思想家仍可被视为提出了根本上相通的自我治理观念。

公意与道德国家

这一比较也阐明了卢梭的政治概念为何不只是抽象公式。公意表达了一种可能性——政治共同体能够在普遍法律之下自我决定，正如自律的个人依照道德法则决定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与个人一样，被视为能够自我决定。康德的伦理学用语有助于显明这一政治主张的道德结构。

这一主张带来了强制问题。卢梭说，拒绝公意的公民可能被共同体整体强制服从，并将此描述为被迫自由。其辩护理由是，个人的特殊利益可能与共同利益相冲突，而公意代表着这个人真正的利益——就其理性地、普遍地行动而言。将这一论点与康德关于较低层次的本性受较高、更理性的意志强制的论述相比较，有助于解释这一论证；但这并未消除其中的政治危险。

因此，这一论述将公意视为实际制度只能不完美地实现的标准，而非保证每一项集体决策都正确的机制。它的价值在于指出社会可以努力趋近的普遍基础，而不在于声称每个公民的意志总是与之完全一致。康德的自主理论有助于阐明这一理想，而卢梭的政治理论则坚持，合法社会还必须以人民同意和积极的集体意志为基础。

思想意义

康德在这场讨论中的地位，是卢梭更广泛历史影响的一部分。卢梭被认为推动政治思想从植根于中世纪的承袭理论转向现代国家哲学。他对康德道德哲学以及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被描述为他对现代思想作出的同一项根本贡献的两个方面；卢梭也被视为德国与英国唯心主义的先驱。

因此，两人的关系既不是康德仅仅重复卢梭的思想，也不是伦理学理论直到康德才开始。卢梭提出了一种以人的自由为基础的政治论述，其语言已经将自我立法、普遍法律与道德行动联系起来。康德进一步发展这一基础，将其组织为一个伦理体系。两人的差异——尤其是康德以理性为驱动力、卢梭以情感为驱动力——仍然重要；但他们共有的原则解释了为何卢梭的政治理论能够成为现代道德哲学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