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万与奥黛特的关系

这些段落展现斯万与奥黛特的关系时，着重的与其说是他们的私生活，不如说是一段意义不断随公共环境而变化的婚姻。奥黛特围绕沙龙及其与贝戈特的交往，迅速提升了社会地位；与此同时，斯万日渐衰弱的健康状况和引人注目的政治独立态度，改变了别人看待她的方式。他们因情意、疾病、金钱以及社会对新奇事物的热衷而联系在一起，但周围的人一再误解这层联系的意义。

围绕贝戈特形成的沙龙

奥黛特的沙龙最初凭借贝戈特赢得文学声望；几乎一夜之间，他的名望便从默默无闻变成时髦风尚中的耀眼光芒，而就在此时，人们却说他的才华已经枯竭，他的生命也正走向终点。他整日待在奥黛特家中，供人瞻仰。她可以向有影响力的来客许诺，会替他们与他交谈；而他也能为其中一人写篇文章，或为她写一出短剧。他的到来使沙龙有了中心人物，但这段叙述让这份光彩与衰败密不可分——贝戈特仍然病着，而支配他生活作息的身体疼痛，已使他乖乖顺从；若换作善意与智慧，却只会换来口头承诺。

奥黛特并非只是把一位名作家收作装饰。她私下款待少数显贵男子，不张扬他们的来访，并以一张让人想起她早年社交生活中亲密“小圈子”的餐桌款待他们。她还与贝戈特一起带他们去看重要作品的首演。这种亲密关系赋予她一种新式的社交资本——圈中的女人开始猜想，作为他的密友，她甚至可能参与了他的创作。她们认为奥黛特比圣日耳曼郊区那些成名的女人更有才智；正如她们把政治信任投向时髦的共和派，而不是那些与她们共进晚餐的君主派。她的影响力通过交往与低调待客而增长，并非靠正式宣告自己已经飞黄腾达。

公众地位与私下景象

奥黛特地位的变化既迅速，又不易为外人察觉。没去过她家的人，可能以为那里只接待些默默无闻的犹太人和贝戈特的追随者。然而，当埃皮努瓦公主前来为法兰西祖国联盟募捐时，她原以为会见到一屋子无足轻重的人物，结果却发现殿下和公爵夫人们与女主人相处得十分自在；劳、路易·德·蒂雷纳伯爵、博尔盖塞亲王和埃斯特雷公爵则为众人端上橙汁饮料和小点心。这一意外揭示了奥黛特的公众名声与她实际交往的宾客之间的落差——在来客跨进门槛之前，沙龙真正的成员可能一直隐而不显。

在时髦剧院为慈善事业排演贝戈特的剧作时，奥黛特的地位提升有了格外显眼的标志。她坐在作者的中央包厢里，身旁是马桑特夫人和莫莱伯爵夫人；随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逐渐退出那个位置，莫莱伯爵夫人正崛起为这个时代的女王。此前甚至没意识到奥黛特正在攀升的旁观者，此时认出她已经登上了阶梯顶端。她的谨慎使地位上升更加稳固，但同样是这种谨慎，让社交界得以想象她的崛起仿佛一夕之间发生。

金钱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新地位。斯万的一位叔叔给吉尔贝特留下了将近八千万法郎，圣日耳曼郊区开始注意到这一家人。这笔财产改变了他们受到接待的方式，但其影响并非只是锦上添花——斯万的政治观点此前在某些场合是个负担，如今却成为令奥黛特引人注目的种种因素之一。他在圣日耳曼郊区的晚宴上露面，使她得以接触时髦的女人；与此同时，他在这些场合的言行也打乱了人们期待的社交攀附仪式。

斯万的疾病与政治反抗

斯万正在走向死亡，而社交界很容易便为他的观点可能带来的不便找到解释。人们把他斥为糊涂，声称他已经神志不清，并断定真正重要的是他的妻子。这样一来，奥黛特的魅力便受到一种方便的切割所保护——斯万的观点被归因于精神衰退，而她自身的社交价值则得到肯定。他的病情使他在那些很快会被其言行吸引的人眼中显得无关紧要。

然而，他的德雷福斯派立场非但没有损害奥黛特，反而可能对她有利。当她带他去圣日耳曼郊区赴宴时，他独自坐着，闷闷不乐；但如果他看见她试图结识一位民族主义派女士，就会出言制止。他叫她别说话，并称请求引人结识反犹主义者是卑劣的。这番斥责破坏了一个急于获得接纳的来客理应表现出的恭顺。那些通常被人追捧的人，不习惯遇见一个似乎自视高于他们的人；斯万的牢骚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奥黛特也收到了一张张边角折起的请柬。

这一连串事情赋予他们的婚姻一种尴尬的公共力量。奥黛特的社交机会部分仰赖于她的野心，但斯万拒绝奉承她希望结识的人，反而令这份野心更引人注意。他的政治信念并未被描绘成一种经过算计的社交策略，但其影响却举足轻重——他的斥责带来了关注，而更顺从的表演或许反倒无法赢得这份关注。沙龙将他的反抗呈现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因而提升了声望。

引见、相互竞争的女主人与误读

奥黛特得到怎样的接待，也取决于其他女人的判断与竞争。在阿尔帕容夫人家中，女主人可以告诉奥黛特，自己很喜欢她家，欣然舍弃了圣欧韦尔特夫人家，转而去她那里做客。在那种社交圈里，偏爱奥黛特被视为明智的表现，就像选择听音乐会而不去茶会一样。然而，当圣欧韦尔特夫人与奥黛特同时到场时，阿尔帕容夫人没有为两人引见。她是想免去侯爵夫人再接受邀约的负担，但奥黛特只得到了一个不完整的解释。她把这次疏漏理解为圣欧韦尔特夫人的邀约不受欢迎的证据，于是认定自己的地位远在侯爵夫人之上，尽管奥黛特当时的地位其实仍不稳固。社交冷落因信息不全，竟成了错误的等级尺度。

其他宾客对奥黛特的看法也自相矛盾。举止优雅的男子猜想，她对上流社会所知不多，恰恰说明她是位超凡脱俗的女人，也许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拜访她被视为一种超越社交常规的殊荣。自身地位不高的女人则因为相反的理由被她吸引——听说她去听科隆纳音乐会，自称瓦格纳派，她们便猜想她一定“相当活泼有趣”。因此，同样的迹象能够支撑彼此不相容的形象，而每一种形象都受到观察者自身野心与假设的塑造。奥黛特的沙龙并非单纯展露她的为人；它为社交界提供了凭据，让人们据此编织关于她的形象。

纵观这些情节，斯万与奥黛特的婚姻呈现为一种暴露在公众解读之下，却始终无法被公众完全洞悉的关系。她的沙龙谨慎低调，掩盖了宾客的规模；他的病情使人们轻易否定他的政治观点；然而，他的尖锐言辞仍改变了奥黛特收到的邀约。他们共同的家庭生活成了文学声望、继承财富、政治分歧与个人行为交汇之处。这段关系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不稳定的交织——社交界推举奥黛特，却误解了她崛起的途径；而斯万日渐衰弱的生命，仍能改变她的际遇，即使周围的人把他当作一个已经无足轻重的人。